中共中央长征北上战略方针的几个问题 （2）

    二、北上战略方针制定的原因

中共中央为什么要放弃在川西建立革命根据地，转而采取北上的战略方针？一些论著认为北上抗日救国是中共中央改变战略方针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仔细阅读史料，就会发现，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下，寻求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应该是中共中央改变战略的主因。

在中共中央看来，当时川西的人文地理、敌情、经济环境不适宜红军的生存与发展。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向川西推进的过程中，其文献资料不断反映红军遭遇少数民族武装袭击的情况，以及地形和粮食的困难。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号召各军团：“以顽强的意志克服粮食与地形的困难”。《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为达到红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任务给各军团的指示》（1935年6月8日），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资料选编》第3册，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页。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后，中共中央与红四方面军来往的电报中，也透露了川西生存环境恶劣的一些情况。6月12日，红四方面军向中央报告说，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前往的川西北“理、懋一带大约地瘠人稀，粮食不丰，大金川之丹巴、崇化、绥靖一带或较此为好，马塘以上即为小草地，居民游牧生活者为多，然人烟亦密”。《红四方面军关于川西北敌我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5年6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2页。就是说，在川西北一带红军筹粮比较困难。6月13日，张国焘、陈昌浩给中央领导人的电报说：“懋功一带粮食困难，不能养大兵，须用一切力量解决经济问题”。《张国焘、陈昌浩对中央红军行动建议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电》（1935年6月1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3页。

鉴于此，中共中央于6月16日给红四方面军的电报中，提出红军渡岷江，主力在岷江以东，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的战略方针。电报指出，“懋功、两河口之线，因粮食极少，不能休息”。“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始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良策。”《中央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及当前计划给四方面军电》（1935年6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8页。张国焘在6月17日的回电中，对中央提出的红军渡岷江向岷、嘉之间发展提出异议，理由是“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由岷江东打条件不行，“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茂、理粮食较懋功困难”。《张国焘、陈昌浩关于目前部署复中央电》（1935年6月1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9页。这说明在川西北地区红军已无建立根据地的可能。

徐向前回忆说，红四方面军刚进入川西北地区，张国焘就宣布成立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出布告，写条例，发指示，建立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忙得不亦乐乎，表面看来，似乎要铺开摊子，在这一带立脚生根。其实“谁都清楚，川西北山大地广，人稀粮少，不适合大部队久住，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形成的少数民族隔阂不易消除，红军要建立革命根据地，谈何容易呀！”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37页。

而当时的敌情是：“胡宗南所部二十七个团固守文县、松潘、平武、江油地区，均向我伺机进攻。以杨森、邓锡侯约五十个团，由宝兴，大川、牛头山地段向我方筑垒推进。以刘文辉、李抱冰约十五个团在康定、丹巴、泸定地域筑垒并扼守大渡河右岸。以薛岳部周、吴两敌向绵阳集中；郭勋祺集结新津，均策应岷江东岸。万耀辉留靖溪、雅州筑垒，同时于学忠调为川陕甘‘剿匪’总司令，奉军有西调可能。估计敌人这一部署，其企图在阻我入甘南与岷江东岸，并防堵我军复渡大渡河，及利用西北广大草原以封锁和困饿我军”。《中革军委关于松潘战役的计划》（1935年6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5页。正因为如此，6月28日，中共中央进一步作出迅速脱离现有地域，北上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战略方针的决定。为使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和广大红军了解和执行这一战略方针，中共中央文件、电报以及红军报刊对实行这一战略方针的理由进行了反复阐述。

中共中央认为，在川西建立根据地，“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致张国焘电》（1935年9月9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672页。首先，这一地区为少数民族居住区，由于国民党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少数民族与汉族矛盾很深。“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端严重，决难继续下去。”《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负责人关于左路军应立下决心改道北进致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电》（1935年9月8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667页。其次，从经济条件上看，这一地区人口稀少，粮食缺乏，“绝对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求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负责人关于左路军应立下决心改道北进致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电》（1935年9月8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667页。再次，这一地区敌情严重，地形于红军不利。“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泸、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决无攻取可能。”《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负责人关于左路军应立下决心改道北进致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电》（1935年9月8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667页。“地形上也不适宜于进行广大的运动战。”《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1935年7月10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567页。

中共中央指出，红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也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因为这些地区少数民族较多，“汉族红军之全部的与长期的深入这个地区，必然会引起这些民族之误解、嫌隙，甚至敌视的态度。——这在粮食给养困难的条件下，更加容易尖锐。”这一行动“客观上正适合敌人的要求，敌人正以全力压迫我们向着不利地区，而它可以沿着黄河构筑重叠的封锁线和堡垒，阻止我们以后向中国本部之发展，切断我们与其他苏区与红军及全国革命运动之联系。”同时，这一地区“自然与物质条件之不利”，红军大部队长时期在这个区域行动，将遭遇到极大的困难。”《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1935年8月20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637-638页。

8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这个决定对红军北上陕甘的理由作了系统的阐述。决定指出：

这个决定，是根据下面的理由和考虑出发的，甘陕地区，不论目前与将来之发展上，都是有利的，而且依据我们现有的力量，是完全能够实现的，这些理由与考虑是：

甲、在政治上，我们能够同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联系存在于陕川边之苏区与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这给我们可能在短时期中，迅速造成巩固的苏区根据地，这就能够迅速的形成在中国西北部以及全中国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　乙、在敌情上，在这个地区中，是几个军阀的系统，他们虽然联合地向我们进攻，然而存在着自己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敌人一般的战斗力之薄弱，及士气之不振，特别是东北军，正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刀锋前从河北调来，以及十九路军改编的士兵，他们中间反帝与不满的情绪，正是我们革命工作顺利的条件，东北军与陕甘部队之缺乏与主力红军作战的经验，敌人一般的远离其军事战略及政治军事之中心地区，凡此等等，都给我们以顺利的条件，在灵活的机动之中，各个击破敌人，取得重大的胜利。

丙、在居民群众的条件上，这个地区，由于连年继续不断的深涸的农业危机，饥荒、沉重的捐税，土地的集中，迅速的生长着伟大的农民革命的先决条件，并已开展着反捐税争土地的农民斗争和游击运动，这使我们在当地基本的汉族群众中，能够给这种自发的农民斗争以组织领导，提高其觉悟程度，而走上苏维埃革命的道路，并便利于红军扩大与发展，这给在这个区域居住的及其邻近的非汉族群众（回、蒙、番）的民族解放，及建立他们自己人民共和国的运动，以大的激励和推动，并经过我们的帮助、发动、领导，能够迅速争取这个运动，汇流于苏维埃的巨涛之中。

丁、在物质的条件上，这个区域是西北比较富庶的区域，能够保证我们现有及继续扩大之部队的物质供给的需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1935年8月20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636-637页。

当时的文献，还提到了红军北上陕甘的地理条件，“这一地区离开反革命的中心较远，敌人的力量比较薄弱”；“这一地区与苏联和外蒙人民共和国接近”。《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1935年7月10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568页。

由此可知，中共中央北上战略方针主要是基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的考虑。当然，应该看到，中共中央也十分关注日本对华侵略的发展，“帝国主义（侵略）的更进一步，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华北，造成华北国的实际行动”。《中共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1935年8月5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607页。俄界会议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批评张国焘对“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侵略而引起的全中国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估计不足”。“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什维克的方针”。《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1935年9月1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683页。这表明红军北上也包含着到抗日前线建立根据地的意图。但在当时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红军处境极端危险的情况下，红军的生存和发展是第一位的，如果当时川西北具备红军建立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地形等有利条件，红军一定会贯彻执行既定的建立川西北根据地、首先赤化四川的战略方针。换句话说，如果陕甘不具备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上述条件，即使这一地区处在抗日前线，红军在当时也不可能实行北上战略。而在北上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还考虑过到苏联边境建立根据地。可见，当时中共中央和红军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当时的文献对中共中央制定北上战略方针主要理由的阐述就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