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长征北上战略方针的几个问题

关于中共中央长征北上的战略方针，近10年来学术界对此关注极少，学术刊物不见有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文章。仅有的几篇本世纪初及其之前发表的文章，多在论述该方针形成、贯彻及实现过程，有的文章则重在探讨中共北上抗日方针。而在中共中央北上战略方针形成及其原由等问题上，论者说法不一，对这一战略方针实现的原因，几乎没有文字提及。论及这一战略方针的主要文章观点：陈兵《中央北上战略方针与红军长征的胜利》（《军事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一文认为，中共中央分析了当时的抗日运动政治形势和比较川陕地区的环境，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就确定了集中力量向川东北发展、在川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以有力地促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该文还叙述了中共中央围绕这一战略与张国焘斗争，最终实现北上的过程。陈光《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实现与红四方面军的奋斗》（《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一文认为，1935年6月16日中共中央为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给红四方面军的电报，提出了北上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基于中共中央正确分析了抗日运动的形势，总结了长征以来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无法建立根据地的经验，以及集中了各方面的智慧。该文还介绍了贯彻执行这一战略方针的历史情况。刘国辉《中共北上战略方针与红军长征的胜利》（《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一文则认为，北上抗日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战略方针，是长征胜利的基石和根本保证，是长征胜利的最终体现。张俊英《论红军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的演变》（《平顶山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则认为，中共在1933年5月就提出“红军北上抗日”的口号，到长征中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正式形成，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该战略方针得以实现。刘放鸣《关于红军长征北上战略方针确定的几点思考》（《中州学刊》2005年第4期）一文考察了红军长征中的黎平会议、遵义会议、两河口会议以及榜罗镇会议，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确定了北上战略方针，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在北方建立抗日前沿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刘晓东《试论两河口会议与红军北上战略方针的确立》（《南京邮电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一文经过考证，也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两河口会议确定了北上战略方针。本文依据历史资料，拟系统考察这一战略方针，对这一战略方针形成及其标志、制定的原因和得以实现的诸因素作用，提出个人看法，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一、北上战略方针的形成

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中共中央曾计划在四川建立根据地。两军会师后，中共中央几经酝酿，最终决定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确立了北上的战略方针。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遵义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229页。决议明确地规定要在川西南或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

根据这个决定，中革军委于1月20日制定了黔北渡江作战计划，计划指出：“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该计划对渡江作战做了两手准备，对四川之敌堵截红军过江的决心做了最坏的打算，计划提出，红军“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得渡江时，我野战军应暂留于上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从叙州上游渡河。”《中革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1935年1月20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240-241页。

中央红军经由黔北北渡长江的行动遭到了国民党重兵堵截，红军果断地撤出战斗。中共中央决定改变北渡长江向川西发展的计划，准备在川黔滇边创建革命根据地。2月7日，中革军委在给各军团的指示中指出：“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中革军委关于我军改为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的方针给各军团的指示》（1935年2月7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253页。为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中作了详细的解释：“我们现在是在云贵川三省的广大地区中，我们就要在这里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过去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为了要赤化全四川，同四方面军取得更密切的联系与配合，曾经决定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向川北发展，所以当时决计放弃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向长江边继续前进。然而这一决定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拦阻我们。更由于党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要求，红军指战员勇敢战斗，“只有消灭贵州、四川、云南以及蒋介石的追剿部队，我们才能在云贵川区域内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1935年2月16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261页。

然而，红军灵活作战，四渡赤水，调动敌人，造成云南敌人兵力空虚，给中央红军由云南渡金沙江进入四川、实现建立川西根据地的原计划提供了可能。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关于野战军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中指出：“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七十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中革军委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1935年4月29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321页。

由此可见，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前，中共中央在红军转入川西的计划中，目的是在川西建立根据地，并没有进一步北上的打算。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向川西挺进，准备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早在2月16日，中央红军经由黔北北渡长江计划受挫时，曾电告红四方面军：“我野战军原定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赤化四川”，但由于敌重兵防堵红军过长江，“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为中央红军改变渡长江计划、争取创造川滇黔边根据地致红四方面军、中央军区及红二、六军团电》（1935年2月16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455页。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后，原定的在川西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有无变化？这是红四方面军领导层非常关心的。徐向前回忆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对于战略发展方向问题，（四）方面军总部那时没有讨论过，……而张国焘呢，据我观察，是个举棋不定的态度，有时说北取陕甘，有时说南下川西南边，拿不出个成熟的方案来。当时，迎接中央红军是当务之急，战略发展方向问题亦需两军会合后才能决定，大家都有等待的思想，想等党中央上来后再说。”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37页。

两军会师前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给中央的电报中，一再请示今后的战略方针。6月2日，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在关于派红四方面军一部进占懋功与中央红军取得联系问题致中央电中要求，“请即指示以后行动总方针”，并认为“四川一带情况有利于我们消灭敌人作战巩固之后方根据地”。《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关于派一部进占懋功与中央红军取得联系致中央电》（1935年6月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页。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达维途中与红四方面军一部会师。当日，张国焘在致中央领导人的电报中再次请求，“望立即恢复电报、交通，经我懋功电台拍发，请立发整个战略便致作战今后两军行动大计，请即告之”，《张国焘关于战略行动方针致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电》（1935年6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0页。并请示是北打平武、松潘一线的胡宗南部，还是南打江油、安县一带的刘湘残部及薛岳部？当日夜，红四方面军在给中央电报中再次询问“总方针应如何决定？”《红四方面军关于川西北敌我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5年6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2页。

而随着中央红军进入四川，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也在发生变化。早在中央红军进入川西南后,5月20日,中革军委在致各军团、军委纵队指示电中提出，“我野战军渡过金沙江，取得了北进消灭敌人的有利条件，使党中央赤化川西北建立新苏区根据地的决定有实现可能。因此，消灭敌人，渡过大渡河，进入到川西北地区，遂成为目前战略上的实际要求。”《中革军委关于野战军目前战略方针和任务致各军团、军委纵队电》（1935年5月20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347页。我们发现，中共中央原计划的战略方针发生变化了，即从在川西、川西南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变成只在川西北建立新苏区。6月10日，博古在《前进报》上发文号召：“与红四方面军汇合，在川西北建立大块的苏区”。博古：《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1935年6月10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381页。同一时间，总政治部在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加强政治工作的指令中则笼统提出“赤化全西北以至全四川”。《总政治部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加强政治工作的指令》（1935年6月1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4页。《红星》报发表的社论也号召红军完成“赤化全四川的任务”。《伟大的会合》（1935年6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6页。而中共中央直到6月16日复红四方面军电中提的仍然是“赤化川西北”。《中央及红军中央野战军为一、四方面军会合复四方面军电》（1935年6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7页。

6月15日，红四方面军红2师向朱德转报红四方面军兵力部署情况：“现三分之一兵力渡过岷江西岸，控制理、懋两县及茂、水及懋、灌两条道路，迎接我野战军。其主力尚在岷江东岸北川、茂、威等县，与刘、孙、李诸敌对峙中，一部对松潘方面胡敌牵制”。《红二师转报四方面军兵力及部署致朱德电》（1935年6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5页。

可能考虑到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川北岷江东岸的实际情况，6月16日，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电报中提出了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就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要求红四方面军“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并告知，中央红军“月底全军可集中理番地区，并准备渡岷江”。《中央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及当前计划给四方面军电》（1935年6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8页。严格地说，中共中央在电报中提出的战略方针，并不是北上的战略方针。因为它提出要占领川陕甘三省，这三省中，红军主力先占取哪一省？如果还是前面所讲的，先赤化四川，那红军就暂时不需要北上。事实上正是如此，总政治部在随后发出的关于赤化川陕甘和今后任务解释的指示中，明确指出“赤化以四川为中心的川陕甘三省广大地区，是此后野战军与四方面军共同行动的基本任务”。《总政治部关于赤化川陕甘和今后任务解释的指示》（1935年6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1页。以四川为中心，就是首先在四川建立根据地。

而张国焘、陈昌浩6月17日给中央的复电中认为，中央红军过岷江并将红军主力放在岷、嘉两江之间发展的计划是不适宜的。他们“同时［意］向川陕甘发展”，但主张“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建议“一方面军大部即设法渡过金川江，经崇化、丹巴、绥靖休息，准备粮食皮衣，准备沿金川北进占阿坝。中央机关暂在抚边、懋功之线”。“四方面军北折茂、北，□敌□□□□□，由□□进占到松潘西，打□敌胡□（以下十一字不清）出甘青□□根据，往东向陕西打”。并认为现时“暂时利南进攻”。《张国焘、陈昌浩关于目前部署复中央电》（1935年6月1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9页。

针对张国焘提出的集中红军主力占领青海、新疆，出甘、青往东向陕西打及“暂时利南进攻”的建议，6月18日，中革军委电示红四方面军，“目前形势须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部队，速经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名、邛、大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中革军委关于需集中兵力突破平武对四方面军的指示电》（1935年6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0页。中央没有采纳张国焘以红军主力占领青海、新疆的建议，也不同意张国焘“暂时利南进攻”的主张。但中央显然注意到张国焘向北转移入甘、青的说法。不过中央认为，经草地入甘、青困难较大，要求进占平武、松潘“以为向北转移枢纽”。这是中央准备红军北上的一个迹象。　 6月19日，张国焘在致中央的电报中，虽然同意打松潘，但提出“一方面军南打大包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卢、灌、邛、大、名”《张国焘、徐向前关于一、四方面军行动方向致中央电》（1935年6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2页。。对此，中央甚至考虑“暂时抛弃川陕甘方针，改变为向川西南发展”。《中革军委为力争从胡宗南、田颂尧防线突破致张国焘电》（1935年6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3页。而陈昌浩、徐向前计划攻打松潘，连电张国焘，请示总方针，要求在是否攻打松潘问题上早下决心。张国焘则一直拖延。

6月28日两河口会议，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北上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此，决定要求“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同时在大、小金川流域“必须留下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1935年6月2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4页。提出向北进攻进占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这一决定，应该视为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共中央北上战略方针正式形成的标志。

在这之后，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对北上战略方针作了一些局部调整。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重申“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中共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1935年8月5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609页。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毛儿盖会议作出的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又进一步提出“占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1935年8月20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636页。由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中共中央和红一、三军单独北上，9月12日中央政治局的俄界会议，毛泽东报告指出，由于只有红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北上，力量的减小，需要将北上战略方针中原定的创造根据地之地域作出变动，提出“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示和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即，“首先在苏联边境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35年9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51页。俄界会议“同意已经采取的步骤及今后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1935年9月1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683页。而中共中央最终选择陕北作为全国革命的大本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