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国强：法治德治两手抓的法理意蕴

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既要防止道德泛化，又要消除道德虚无主义，既要坚持法律信仰，又不相信法律万能，通过法律与道德的相得益彰走出一条德法并重的国家治理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依法执政基本方式落实好，把法治中国建设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论述阐明了法律和道德在国家治理的功能作用，科学阐释了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强调了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性，是我们党对历史经验的深刻认识和对治国理政规律的科学把握，为建设法治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一、法治德治两手抓是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有效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德法并举是中国古代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也是传统中国人的政治智慧。《论语·为政》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明确提出“仁政”，强调“仁者无敌”、“以德行仁者王”。道德教化和法律秩序都是国家治理的基础。《荀子·成相》说：“治之经，礼与刑。”礼法结合、援礼入法，既体现了等差思想，也体现了对法律与道德的同等重视。《荀子·王制》说：“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儒家既希望通过个人的自我道德完善，实现整个社会的向善向上，又十分强调法律的社会控制功能。“教化为先，先教后刑”，教化是刑罚的前提，刑罚是教化的保证。德法并重是人类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法治从来都不是在排斥德治过程中向前发展的，道德是法治必不可少的思想条件和文化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德治本身就是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因此，既不能用德治取代法治，也不必担心以德治国会削弱依法治国。

二、法治德治两手抓，是为全面依法治国创造良好人文环境的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就要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为全面依法治国创造良好人文环境。全面依法治国需要道德人文支撑。只有深刻理解法律与道德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才能将儒家德治传统转化为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德治的内涵十分丰富。我们在强调法治的同时，不能把德治作过于简单化理解。法律与道德有重叠，也有互补。瞿同祖说：“所谓礼治，断不是说仅凭一些抽象的伦理上道德上的原理原则来治世之谓，这是我们所应该注意而深思的。”德治与法治相融合的合理性深藏在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屈原在《离骚》中就对背离法度的邪曲行为进行了批判：“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中国古代治理者并不将刑罚作为治理的唯一手段，但是，也从不放弃刑罚，而是强调慎刑恤杀。“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为盛世所不尚”。有学者认为，“‘德治’思想中有糟粕，更有精华，这些精华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具有普遍的意义，不会随着王朝的更迭、历史的演变而消失。”德治所强调的政治美德、官员品行，其实也是法治的要求。明人吕坤说：“有美意，必须有良法，乃可行；有良法，又须有良吏乃可成。”中国古代思想家从来都没有撇开德治来孤立地谈法治问题。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根本出发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伦理观、道德观、义利观发生了巨大变化，推动了公共意识、法治观念的提升，修德以取位、修身以及人的“君子人格”成为衡量现代管理者素质的重要标尺。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其《道德教育》一书中指出，个人只有在国家宏观视角下才能得以发展，社会分工导致个人意识原子化，凸显了以有机团结为基础重新组织社会的重要性。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共同推进法治与德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国家治理不仅坚持法治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而且注重德治、自治、契约、纪律等多种手段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