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法律上推翻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立法基础。研究美国《对敌贸易法》、《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等使其能找到发动贸易战的依据,找出这些法律与WTO关于国际贸易法律体系的矛盾和冲突,用国际法制衡美国,起诉美国。
(三)打击挑起贸易战的美国利益集团。如果特朗普执意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无论是大规模还是小规模),中国均可以采取对应报复措施。比如,中国可以取消20年内购买6700亿美元波音飞机的订单;取消来自特朗普支持者等汽车州的订单;取消来自特朗普支持者在粮食、大豆等农业州的订单,这些措施将损害美国股东和工会的利益,导致对美国贸易逆差扩大,加剧特朗普新政府的压力。
(四)暂停中美BIT双边直接投资谈判,为美在华企业投资设置障碍:禁止与美国企业进行电子信息服务(包括软件服务);对美实行战略资源产品出口管制;暂缓(终止)执行中美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协议(软件、电影、音像、生物制药等)……
美国在华企业投资额达2280亿美元,如果这些企业经营受到双方贸易战的伤害,必将影响到其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丧失对其它国家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的优势。
(五)游说美国国会和利益集团。首先,巧妙利用美国国内矛盾,加剧美国社会分裂。美国在金融、财政、社保医保、种族、移民等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特朗普属于少数派)。迫于焦头烂额的国内矛盾压力,特朗普自然没有精力挑战中国的底线。其次,游说美国在华跨国公司向特朗普政府施压(如通用汽车、苹果、微软等)。再次,发挥对华友好的非政府组织作用(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等,它们曾经在中国加入WTO、最惠国等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六)与受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伤害的第三方国家和企业(包括美国企业)共同维护合法经济利益。尽管中国对美市场依存度要高于美国对中国市场依存度(2015年,中国对美货物出口占货物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1%,美国对华货物出口占比仅7.7%),但是,中国对美国出口3656.9亿美元商品中的一半零件来自美国或其他国家,美国在伤害中国的同时更伤害了自己和其他国家。比如,中国每卖一部苹果手机只获得7美元的加工费,而美国苹果零件供应商却至少从中获取4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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