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上网来·热点解析】黄卫挺:建立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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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总体上步入了新的政治经济发展阶段。以反腐败、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为核心的政治领域改革加快推进,并牵引着经济社会等其他领域发生相应调整,最终产生系统联动的转型格局。从决策层的目标来看,这种联动改革调整不仅是要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目标,同时也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成全球领袖型国家的长远目标奠定基础。在这个总目标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曾指出:“从经济战略角度看,就是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加快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可以说,这是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部门开展经济工作的出发点,而事实上,纵观十八大以来的经济成就,最为重要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就是决策层着力打造与经济强国相适应的经济新秩序。

根据笔者的观察,经济新秩序主要由三方面构成:一是针对经济发展现实瓶颈提出新的发展理念;二是以央地关系调整和新的政商关系重建经济增长的激励机制;三是以新的经济外交战略应对和引领全球政经秩序调整。上述经济新秩序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其形成内嵌于国家发展全局的系统性演变,并且要求与其他领域的改革发展相协调。这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秩序调整形成重要对比,即顶层设计的味道更浓,长远谋划的味道更浓,系统联动的味道更浓。当然,由于经济并非此次转型的核心抓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虽已被广泛熟知,但经济新秩序的其他方面尚未被广泛认知,其最终形成也还将受到其他领域改革调整的牵引,整个过程远未结束。

具体来说,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现实针对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当经济发展面临创新能力不足、生态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扩大、老百姓获得感不强等突出问题,五大发展新理念是对社会关切的必要回应。但是,要理解经济新秩序的其他方面,则必须深入到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根据多数学者的研究,过去30多年为经济增长提供制度性激励的主要是两大关系,即央地关系和政商关系。前者以分税制为主要内容,为增长而竞争的官员“晋升锦标赛”和地方财政收入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主要动力;后者以“招商引资”等政企合作为主要内容,在政府握有大量土地等发展关键资源的情况下,媒体报道中的企业家与官员的各种“隐秘关系”构成了特殊的政企关系网络。

十八大以来,这两大关系均已经并还将继续发生重大调整。央地关系方面,随着政治领域改革的实施,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配置正在逐步调整,中央的领导权威进一步加强,而传统上被认为是央地关系重点的财政关系也随之调整。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到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再到2016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制定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总体方案”,可以说,随着收支双划定,央地财政关系改革这块“最难啃骨头”将会按照国家治理结构调整的大方向全速推进。

政商关系方面,随着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态势形成,各级官员和公职人员的权力正被快速关进“制度的笼子”,并由此带动企业家政商关系思维的转变。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两会”期间提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为新时期处理好政商关系提供了重要指导和遵循。梳理十八大以来这方面的相关工作,在预防官商勾结方面,中央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关于规范退(离)休领导干部在社会团体兼职问题的通知》等文件,上海、北京、广东、重庆、新疆也开展了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试点。2016年“两会”之后,按照“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要求,做到“亲”不逾矩 “清”不远疏,浙江、广东等省份均制定了具体办法,为政商交往提供操作指南。可以预见,在依法治国框架下,随着政商互动的负面防火墙和正向激励机制的逐步建立,“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将不断降低经济发展的体制性交易成本,进一步释放市场的活力。

除了央地关系和政商关系这两项制度性安排,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还得益于对外开放,也即我们常说的全球化红利。当前,关于“逆全球化”的讨论很多,但在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前,经济区域化已经有取代全球化的苗头,最典型的当属美国已宣布退出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按照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公开发言,TPP的重要目的就是“不能让中国来书写全球经济规则”。为了应对这种对外形势新变化、新趋势,我国推出了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的经济外交战略,在更好维护国家正当权益的同时,为国际社会提供一条具有包容性的共同发展的新路线。可以说,这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历史转折点,是在保持历史连贯性的同时,因应形势变化赋予对外开放新的内涵,为此,从时间节点看,我国新经济外交战略的提出与全球政经秩序调整的历史转折相吻合。当然,对外开放战略涉及国家间的利益博弈,尤其是大国间的较量,这是全球政经秩序调整的关键所在。作为崛起中的大国,我国已经开始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赋予经济外交战略何种时代内涵,如何搭配好积极的战略与谨慎的战术,如何利用和创造机会引领全球政治秩序调整,都将成为我国能否成功升级为全球领袖型国家的关键。

当然,这些是目前观察到的经济新秩序雏形,并不完整,其未来如何演变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笔者认为,在当前社会预期不尽一致的情况下,须尽快对外系统阐释国家转型和经济新秩序的演进方向,并确立明确的制度框架。

为此建议:一是以十九大召开为契机,在党的政治报告中系统阐述“第二个一百年目标”的具体蓝图,以及与之相适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展现国家发展全景回应社会关切,引导和稳定各方预期。在经济方面,要明确提出经济新秩序的演进方向以及经济发展的重点任务。二是在加快调整优化央地财政关系的同时,重点推动“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落地生根,现阶段可由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联合制定加快形成新型政商关系的指导意见,在制度层面划清政商交往边界,明确政商互动行为的负面清单和正向激励机制,向官员和企业家释放明确信号。长远看,关键是严格按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将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的笼子,发展法治型市场经济。三是加大经济外交战略的研究和推进机制建设,加快形成与全球领袖型国家相适应的国家战略能力。要加强智库建设,深入研究新形势下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突出对外合作的利益契合点与和平发展路。继续坚持以拓展对外经济联系为基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并以命运共同体代言人身份主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贸易规则制定。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责任编辑:蔡畅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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