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且岸：不忘初心，继承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2）

二、  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的研究个案

如上所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的研究，自然不能离开早期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下面，我将围绕着先知的著述展开分析。这些著述包括以下名篇：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资本主义在中国》《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

（一）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追求和坚定信仰

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马克思研究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需要特别加以说明：“马克思研究号”的出版时间刊面标明的是1919年5月，实际出版拖期，当为是年9月。该文分两次刊登，第1－7节刊于《新青年》第6卷第5号，第8－11节刊于第6卷第6号，该号的出版时间为1919年11月1日）。这篇文章是中国人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分析马克思学说的开山之作。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认识上的局限性，人们对这篇文章至今并没有给予理性的解读，留下了诸多遗憾。应当指出，对《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国内学术界一直缺乏深入的研究，权威史籍对该文内容的介绍不仅过于简略，而且在文章发表的时间上有误，且缺乏必要的考证。

当下，人们对《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内容本身，也存在着争议。尤其是时人难以接受李大钊对马克思学说作出的善意批评，有意将这方面的内容看作李的思想尚不成熟的标志。争议之处实际上反映的是李大钊对马克思学说体系的基本认知。通常，我们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和组成部分，根据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标准来评判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但是这样一来，却往往忽略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唯物史观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阶级斗争与互助的关系、无产阶级革命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等。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恰恰对上述关系都作出了自己的论证，正好反映的是其思想的敏锐闪光之处，显示其特有的理性。这种理性是其党性(信仰)和科学性相统一的有力佐证。今天，实有必要还原历史，原始察终，作出符合历史存在的分析，重新评价李大钊对马克思学说的理性精神。

李大钊对马克思学说的认知首先是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的。他以《资本论》为本，阐释唯物史观、阶级竞争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他批评了当时的传统知识分子完全忽视经济学的短视。告诫后人，“从前的历史学家，完全把经济的意味蔑视了，也实未当。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就是了”。

为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在《新青年》刊出前的最后定稿（如前提示，本期《新青年》，即6卷5号，拖期出版，至1919年9月方才出版），李大钊在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大会后，利用暑期，到昌黎五峰山小住。在此期间，他也同时为《每周评论》撰稿，涉及与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为他所主持的《少年中国》撰稿，即《“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发表于1919年9月15日，第1卷第3期）。在五峰山上，他还撰写了游记和诗文，与自然的接触，五峰胜境为他营造了良好的心境，他以滦河为喻，自诩为“新生活的创造者”。以往我们在研究中，忽略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写作背景和创作环境。今天看来，确是一大缺失。

李大钊当时在五峰山上所写的正是《再论问题与主义》。因此，我们必须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再论问题与主义》两篇文章联系起来考察，而使两文所相通的关节点正在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在与胡适的讨论中，胡适所责难的主要是“主义与实际”的脱节。他在文章中首先指明了当时思想舆论界的主要“危险”。在他眼中，当时“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吗？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要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只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做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