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且岸：不忘初心，继承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6）

对于马克思主义，陈独秀的认知涉及认识论和方法论，凸显其学科性。他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有两大精神，刚好这两大精神都是中国人所最缺乏的”。“第一，实际研究的精神。”“第二，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要知道，“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的归纳法作根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据的”。因此，他“很希望青年诸君能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很明显，陈独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避免导致庸俗的“经院哲学”。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必然遇到的问题，但困难在于：如何既讲求“形而上”，又不过度地抽象、繁琐，与实际的问题紧密联系？这是留给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认真思考的理论焦点问题。

历史地看，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认知发生在大革命失败的十年之后。此时，他已离开中国共产党，并且在国民党政府的监狱中遭受了长达五年的牢狱之灾。在双重打击之下，他对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进行了反省，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深刻影响中国革命的斯大林主义作了痛苦的反思。同时，他也对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对象——万恶的资本主义的本质有了理性的思考。与十年前相比，他已完全判若两人。

长期以来，在方法论上，我一直有一个想法。要深入探究中共领导人的理想主义——马克思主义观，与其说要从他们的社会主义观入手，还不如认真地考察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轨迹。

陈独秀的资本主义观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历史的，联系中国社会实际的。它也不是感情的（如早期的激进主义），而是理性的，着实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