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且岸：不忘初心，继承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7）

1938年7月，他在重庆民生公司发表演讲《资本主义在中国》。他说，“说到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问题，又会引起过去许多不必要的争论”。但现实中，我们又必须承认，“中国此时还是一个‘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有大有发展之余地”。尽管“由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缺点，其发展也，可怕的罪恶，亦随之而来；然而它毕竟是一种进步的制度，能够增加社会的生产力，带来它所需要的民主政制，以清除旧的封建制的缺点与罪恶；在目前过渡时期，我们宁可忍受资本主义的罪恶，来代替封建军阀的罪恶”。

既然如此，中国是否存在超越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呢？陈独秀并未简单地否认这种“可能性”，但他针对中国的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他将国人的社会主义观区别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他明确指出，前者的“特质是废除私有及生产集中，和固执私有及均产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大不相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若走循序进化的路，则必须以外部的影响（刺激与援助）及内部政治的成熟为条件，不象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是革命的而却是幻想的，在经济上则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比起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还是革命的，因为前者使生产力增高，后者使生产力停滞甚至萎缩”。

不久，陈独秀又在另一篇文章《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中通过批判俄国小资产阶级民粹派，阐释了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针对现实中“青年人模模糊糊的反对资本主义，爱好社会主义”的态度，以及特别有迷惑力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思潮，陈独秀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认为，“在科学的社会主义看来，资本主义无论为功为罪，而毕竟是人类社会进化所必经的过程。没有它，小有产者的社会便没有发展生产力和生产集中之可能。因此只有无产者，而不会有工业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决不能因为人们厌恶它而不来，社会主义也不能因为人们爱好它而来。这是由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决定的，人们的努力，只能使可来者快点来而已”。据此，他将思路引向俄国，揭示俄国的特殊问题——超越资本主义。他说，“在十九世纪末期，俄国小资产阶级的民粹派，根据俄国的特殊国情，来否认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认为俄国可以由农村公社制，直接走到社会主义，跳过资本主义阶段免得受它的毒害。其时俄国科学的社会主义者，认为这是一种反动思想，加以严厉地抨击，因为这种思想没有一点现实性，只有阻碍俄国社会跳远的进化”。

陈独秀专门谈到列宁的态度，期待“俄国民粹派学习中国的孙中山”，因为“孙中山先生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工业计划是革命的”。他表示：“我希望历史不至重演，希望中山先生的信徒，不至于倒过来学习俄国的民粹派”。

以前，我们一直认为，有关俄国民粹派的问题是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所提出的。现在看来，应该是陈独秀开其端倪。其中之缘由，必定与陈独秀对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主张的深入反思有着必然联系，它确实是实践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