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理念：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2）

新发展理念吸收了人类历史发展积累的宝贵智慧，借鉴现代经济研究成果解决中国问题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经济发展研究领域里广受关注的课题，新发展理念吸收了人类在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宝贵智慧，提炼借鉴了近百年来世界上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的成果，有着坚实的学理基础。

提倡创新发展，主要是解决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我国经济发展依靠传统的投资拉动已不可能，需要动力转换，通过创新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方式都不可能一劳永逸、永远不变地持续下去，必然有一个发展、兴盛、衰退和消亡的过程。工业革命后，欧洲资本主义经历了长达一百多年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了普遍的生产过剩，导致了经济大萧条。为解决这一问题，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此后，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大行其道，并一度成为西方国家的国策。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纷纷陷入滞胀，到本世纪又发生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长期未能走出困境，这表明凯恩斯理论并非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

解决世界当前面临的经济问题，必须进行理论创新，重塑发展理念。我们所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从供给侧改善经济活力，激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这既不同于凯恩斯主义，也不同于西方的供给学派。供给学派的重点在减税，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是结构改革。从结构入手推动总量平衡，无疑是对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创新。

倡导协调发展主要是解决经济发展的结构平衡问题。发展从来都不可能是齐头并进的，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都出现“亦长亦短”的不平衡问题，这种状况如果不解决，必然影响经济下一步的发展。经济发展是否协调，经济结构是否合理，与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经济结构要和资源禀赋相匹配，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

从大的方面看，协调发展包括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城市与乡村发展的协调，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区域发展的协调，还有经济结构中一、二、三产业比例结构的协调。单就产业结构而言，到底什么样的结构最合理，不同国家有不同情况，没有一个统一的、绝对的模式。在这个问题上，要从国情出发，不能盲目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目前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判断一个地区经济结构是否合理，关键要看第三产业的比重，第三产业比重越高，结构就越合理。这一看法来自“配第—克拉克定理”。威廉·配第在1672年出版的《政治算术》中曾比较过英国农民、手工业者与船员收入，得到的结论是：从业之利，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于是他预言：劳动力将会从第一产业依次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1940年英国学者克拉克又以40多个国家的历史数据作样本，验证了配第的这一预言。从当时的情况看，“配第—克拉克定理”没有错，但该定理只有在两个约束条件下才成立：一是发展阶段（时间）约束；二是分工范围（空间）约束。这两个约束条件都和我国现阶段的实际不相符。目前，我国各地都制定出了“十三五”规划，不少地方表示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笔者认为，第三产业应该发展，但并不等于各地要齐头并进，更不应拔苗助长。

倡导绿色发展主要是为了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单纯依靠能源资源投入，不可避免将造成环境污染，能源消耗过大，难以持续。为改变这种局面，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发展的重要内容。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战略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做长远艰苦的努力。应从生态保护入手，以保护促建设。生态一旦遭到破坏，修复起来花的代价要比破坏所获利益超过几倍，甚至几十倍，有时甚至是万劫不复。保护生态环境需要综合施策，更有效的是采用经济手段，将社会成本内化为企业成本。20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过一个方案，即先由政府向排污企业征税，然后再补偿给居民。后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指出，庇古方案虽能将社会成本内化，但并非解决环境问题的唯一方案，也不是最好的办法。科斯提出的方案是，根据交易成本高低去分摊社会成本。分两步：首先，将社会成本量化为企业排放权，然后，由政府对排放权进行分配。如果政府将排放权全部分配给企业，企业就无须承担社会成本。相反，若排放权不分配给企业，企业就得承担全部社会成本。至于排放权在企业与居民间具体怎么分配，政府要根据交易成本决定。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对生态问题重要性认识的深化，越来越多的人在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很多专家学者在这方面都有大量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这些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础。

倡导开放发展主要是为了通过自由贸易满足国内需求，发挥各自的经济优势，促进经济更好发展。开放是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这是中国30多年经济发展的一条根本经验。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能够使双方受益而获双赢的效果，这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一条重要理论。因为只有进行国际贸易，各国才能充分享受国际分工的好处。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理论史》中指出，“如果查阅历史，我们会发现，大部分国家中，对外贸易都促进了国内制造业的改进，并孕育了国内的奢华”。众所周知，亚当·斯密当年写《国富论》是从分工下笔，指出分工可提高效率；而且他认为（产业）分工是由绝对成本（自己与别人比的成本优势）决定。后来李嘉图对斯密理论作了拓展，指出决定分工的不只是绝对成本，还有比较成本（自己与自己比的成本优势）。不过无论是斯密还是李嘉图，他们讲分工都有个同样的前提，那就是交换。若无交换，即便存在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也不可能有分工。分工是现代经济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只有分工，才能形成数量规模，提高质量效益。贸易有利于发挥经济优势，集中精力发展自己具有绝对优势的产业，以此交换自己需要但不具优势的产品，还可以交流市场信息，实现信息对称，调节生产规模，从而促进经济发展。这是我们之所以坚持对外开放，并作为一条基本国策毫不动摇的理论基础。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更是铁的证明。

倡导共享发展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享发展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所决定的，是我们党的宗旨所向。从理论上追溯，最早重视分配公平的思想家是马克思。当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预言资本主义制度将被新制度替代，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分配制度不公平，导致了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两极分化。马克思从商品入手，通过对商品中凝聚的剩余价值的分析，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因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不同而导致的阶级对抗性，这是导致其经济社会发展中顽疾的原因所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必被历史淘汰。共享有利于增进整个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就是要使全体人民受益，使各阶层、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决不让一个人掉队。共享不意味着没有差别，人的智力高低、体力大小、努力程度以及家庭条件的差异是客观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搞平均主义大锅饭，对于付出更多劳动、更多资本，创造更多价值，拥有更多知识，作出更大贡献的人是不公平的。但是差距不能过大，这样才能调动全体人民共同为发展出力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果人与人享有的差距悬殊，出现两极分化，既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又会带来社会不稳定、经济发展受损失等问题。共享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追求和既定目标。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共享发展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渐进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一蹴而就，我国现在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共享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期望相比差距还比较大，推进共享发展，必须立足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口众多和资源短缺的基本国情，做出理性、有效、可行的政策制度安排。

需要强调的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必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以改革促体制机制创新，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和资源配置效率；以制度创新促进科技创新，从供给侧推动结构优化，进而提高产品和服务供给的质量效率。

（作者：田学斌，系水利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