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生成逻辑（3）

文化自信与西学冲击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自信受损，在上层建筑方面的主要原因在于西学冲击。如果说废除不平等条约，从而在政治上重建中西平等关系已然实现的话，那么在精神层面抚平百年创伤，从而在文化上与西方平起平坐则仍然任重道远。为什么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不可避免？这种文化帝国主义又具有怎样的理论结构呢？

在中国历史上，汉族曾多次遭遇周边游牧民族的军事入侵和统治，但后者从未获得文化胜利。这样的结果自然从另一个方向强化了统一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近代以来的情形却有了很大不同，西方不仅船坚炮利，而且丝毫没有在军事胜利之后接受中国文化的可能。李鸿章惊呼“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自有几分文化恐惧在里面。西学入侵而非融合于中国文化，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以经济为基础。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但不能把农耕文明转变为游牧文明。但近代汹涌而来的资本主义却把农耕文明强行纳入全球商业链条。这里既有资本的推动，又有着帝国的逻辑。一方面，资本主义总是面临着市场不足的困扰，“它们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另一方面，西方的殖民扩张需要经济支持，对华贸易——例如鸦片贸易——远非可有可无。澳大利亚华裔学者黄宇和在分析第二次鸦片战争对英国的重要性时，比较了英国对华鸦片贸易收入与其在印度扩张的成本。他的结论是：“战前鸦片净收入与印度债务利息相比，约占三分之一至一半。战后，鸦片净利润增加至这一利息的两倍半。换而言之，鸦片支付了在印的帝国扩张成本。”如果不打第二次鸦片战争就会失去印度，而战争失败的风险又极小，那么英国的选择是既不需要太多智慧，又不需要太多道义的。资本力量与帝国逻辑的这种结合，自然会带来相应的文化入侵。这种文化入侵会在帝国主义行为合法化的同时，消解受殖方基于民族义愤的反抗，从而在两个方面降低帝国成本。这样一种出于赤裸裸经济政治利益需要的文化，消解了中西文化之间互相借鉴、共同繁荣的可能性。毕竟，文化的并存，需要以互相承认为基本前提。就这样，过去常见的游牧征服者被中华文化征服的情形，被中西文化的对抗所代替。如马克思所说的：“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既然文化帝国主义不可避免，那么其理论结构又具有什么样的特点，使之能够唱响中国传统文化自信“悲歌”呢？西学在理论结构上最大的特点，是以其人性论为基础，从利己的个人主义出发进行理论建构。这种性恶论假设在休谟那里得到了最明晰的表达：“自私是和人性不可分离的，并且是我们的组织和结构中所固有的。”社会是理性个体为了防止互相伤害、维护天赋人权的契约协定的产物，因此国家只有在保护个体自由的时候才是合法的。西学这种功利主义看法，在合法化了个人利益的同时，解构了中国传统文化慎终追远、安贫乐道的精神寄托，并且重“霸道”轻“王道”——如果说西学还有一丝“王道”痕迹的话，那就是将“霸道”本身看作“王道”。这种观念从超时空的人性出发，从根本上否定了非西方道路的存在，实际提出了一种西式的话语体系，而这是与其文化帝国主义的需要高度一致的。

面对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中国文化自信会沿着怎样的路径进行反应，直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得以重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