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与文化安全（2）

当前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和挑战

如果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化安全形势做一比较，可以发现，在冷战阶段，我国所面临的文化安全形势是总体严峻但问题相对单一，风险和挑战主要来自国外；冷战结束以后，我国所面临的文化安全形势是总体稳定但问题趋于复杂，风险和挑战既来自国外也来自国内。

“颜色革命”的威胁。所谓“颜色革命”，主要是指21世纪以来一系列由西方大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策划发动的，由国内反对派组织实施的，以建立亲西方政权为目的的政权更迭事件。“颜色革命”往往打着“文明”幌子，以经济援助、政治互动、文化交流等为平台，以反对极权主义、加快民主进程、促使人权实现等为借口，行干涉别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之实，因而具有极大的隐蔽性。进入21世纪以来，在西方国家的策动下，世界已经发生了三个波次的“颜色革命”：第一个波次是“中亚波”；第二个波次是“西亚北非波”；现在是第三个波次——“远东波”。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中亚波”，还是“西亚北非波”，每一轮“颜色革命”都指向特定国家。第一波次是俄罗斯，第二波次是伊朗，第三波次则是中国。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曾放言，要把阿拉伯之春引入中国。西方国家已经将“颜色革命”作为对华优先的战略选项和长期坚持的战略手段。我国文化领域正面临着越来越强的西方文化渗透的压力。

“政治转基因工程”的威胁。西方国家实施“政治转基因工程”的对象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高层政治人物，一个是知识精英阶层。政治人物特别是高层政治人物，对一个政党和一个国家的政治走向可以起到关键性的影响作用。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曾在美国学习过并深受自由主义影响的、后来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起到了重要作用，正是他在苏联的自由化改革问题上，对戈尔巴乔夫施加了关键性的影响。西方国家实施“政治转基因工程”的第二个对象是知识精英。知识精英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既是知识的创造者，也是理论的宣传者，他们以自己的理论思想、学术观点深刻影响着社会大众的情绪、情感。正因如此，知识精英历来是西方重点关注的对象。美国前国务卿赖斯说过，控制中国不能主要依靠武力，要通过控制中国精英来影响中国决策，使中国更加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从近年来中外文化斗争过程看，西方发达国家对我进行文化渗透和攻击，总是把知识分子作为传播其思潮和价值观的基本力量，并采用各种手段扶持和培植亲西方知识势力。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

反主流文化思潮的威胁。这是与我们党和政府主张相违背的文化思潮。反主流文化思潮，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多元化发展的衍生性产物，尽管具有内容多元的特点，但其核心是反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观的。比如，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有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范畴，说成是“向西方标准看齐”“回归人类文明主流”，试图以西方“普世价值”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再如，我们党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有人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流派“供给学派”混为一谈，而实际上，我们党提出的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根本就没有关系，更谈不上理论渊源。这些反主流文化思潮往往打着学术研究、探究人性、还原历史的幌子，采取移花接木、以偏概全的方式，歪曲现行制度，抹黑党的历史，试图从根子上瓦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事业的合法性。文化思潮对社会大众的情绪情感、理想信念有着巨大的引领作用。现在社会上之所以出现大面积的文化认同危机、信仰认同危机，同反主流文化思潮的大量涌动有着重要的关系。

党内消极腐败的威胁。腐败问题，损害的不仅是肌体的健康，还有思想的健康。美国学者约翰·约瑟夫·沃利斯认为，腐败的盛行绝不仅限于政治领域，而会扩展到其他社会领域，对一般信心和信赖起腐蚀作用，导致难以维持公民的道德。原苏共中央委员格·阿·阿尔巴托夫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中讲到苏共信仰危机时认为，特权腐败在苏联不仅造成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人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层的威信不断下降，同时作为一种自然反应，右的和左的平民主义都冒出来了” 。在向来推崇以吏为师的中国文化中，领导干部的消极腐败，引发的不仅是党内普通党员的信仰危机，还有整个社会普遍的信仰危机。可以说，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和消极腐败文化所激起的社会的情绪反应和对主导文化的挑战，已经超过了任何一种“分化”的力量。

文化创新力不强的弱化效应。文化领域历来是各种思想观念“交流与交锋”最为深刻、影响最为持久的领域，谁在文化领域拥有话语权，谁就具有影响政策主张、引领社会大众的主导权。而话语权的大小，不是取决于谁“喊声”的大小，而是取决于文化原创能力的强弱。与这种客观现实不相适应的是，我国还存在文化储备不足、创新力不强的问题。一方面，“西式教条主义”盛行。一些人把文化创新变成了对西方话语系统和价值观念的复制和传播，对西方学者的观念和话语体系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言必称“西方范式”、文必行“西方话语”已经成为这些人对“理论研究”的另类解读。另一方面，“学术腐败”屡见不鲜。十年磨一剑的作品少了，一年磨十剑的作品却日益增多。作品的数量并不等于作品的质量,文化的平庸必然带来文化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