瞄准突出问题打赢脱贫攻坚战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共享发展成为我国落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部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战略抉择。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候，我国要实现贫困县全部脱帽，7000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形象地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法规和改革举措，并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把共享发展作为我国“十三五”时期，乃至今后更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突出强调，这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属性认识的坚持与深化，也是面对当前社会差距不断拉大、阶层裂度日益增加的现实作出的科学回答。2017年是我国贯彻落实“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之年，也是实现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我们需要在党中央的科学部署下，严密组织，认真落实，群策群力，多出实招，共同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促进社会共享发展。

一、扶贫攻坚共享发展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脱贫致富，增强民生福祉，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美好追求。国际社会也把减少贫困作为国际组织和国家政权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但贫困与富裕始终相伴而生，贫困问题与人口问题和污染问题一起仍然是当前困扰国际社会的三大难题。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萨克斯在《贫困的终结》中指出的：近250年来，世界人口和人均收入都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增长，但直到今天，仍有1/6的世界人口陷入“贫困陷阱”之中，每年有800万人因为极端贫困而死。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经历了100多年积贫积弱和被列强蹂躏之后的中华民族，面临着一穷二白的严峻局面，物资短缺、生活贫困成为当时老百姓必须面对的普遍现实。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带领人民群众摆脱贫困，就成为新中国必须面临的艰巨任务。党和政府带领人民群众经过艰苦努力，尽管中间也出现过挫折，但总体上使中国经济出现了较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较大改善，改变了积贫积弱的落后面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国家战略，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会见日本首相时把未来现代化中国的图景形象的用“小康社会”来描述，并指出“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在小康社会的指引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实现了快速发展，在2000年整体进入小康社会，实现了整体摆脱贫困的状态，从短缺经济进入过剩经济。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允许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战略的实施，我国在实现整体脱贫进入小康社会的背景下，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群还没有真正摆脱贫困，仍然处于贫困线以下。因此，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2012年，党的十八大又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全面小康的实现要求啃下脱贫攻坚这个硬骨头，真正实现共享发展。实现小康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梦想，传统意义上的小康主要是指人民生活宽裕殷实的生活状态，侧重于强调物质满足并引申为物质满足后的社会文明形态。而全面小康不仅是指影响人民群众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够实现富足，而且也包括全体人民群众都要实现这样的富足。因此，帮助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走共享发展道路是全面小康社会的本质内涵。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民众的资源禀赋、发展水平、发展条件等存在明显差异，要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全部人口的脱贫，确实难度很大，这也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之一。但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要想实现全面小康，脱贫攻坚是必须要越过的坎，是必须要啃下的硬骨头。

二、我国当前面临的扶贫形势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81年中国有贫困人口8.4亿人，贫困发生率高达84%，是世界贫困人口第一大国。经过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到2008年，中国共减少贫困人口6.7亿人，超过同期全部其他发展中国家减贫人口总数1300万人左右，贫困发生率降低到1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由于世界经济形势低迷，经济发展缓慢，世界减贫工作面临更大的压力，而中国的减贫事业却取得了快速的发展。根据相关机构的研究，1995年到1999年间，我国的平均减贫速度超过13%，2004年至2007年平均减贫速度超过15%，而2012年至2015年间，我国的平均减贫速度接近18%。到2015年末，按照我国确定的标准，我国的贫困人口下降到5575万人(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数据为5575万人。根据国务院扶贫办扶贫开发建档立卡信息系统识别认定，2015年底全国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为5630万人），贫困发生率降低至5.7%。中国也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提前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使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国家，贡献了全球减贫的70%，中国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国际减贫事业中的典范。

在看到成就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扶贫工作仍然面临着艰巨的任务。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大、人口数量多，分布相对分散，贫困人口情况差异大，资源禀赋条件悬殊等因素，决定了我国要在2020年完成全面脱贫工作的难度也是非常艰巨的。

首先，随着贫困标准的不断提高，我国贫困人口规模大、分布广，扶贫难度大。扶贫是通过帮扶使困难群众摆脱贫困状态的过程。但贫困既包括绝对贫困也包括相对贫困。国际上一般指绝对的贫困是生存的贫困，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生产生活条件下，穷人不能满足维持生命正常活动所必须的基本生存需求。最初意义上的贫困主要是指物质的贫困，不能获得满足温饱需要的物质产品。后来，随着社会对贫困问题研究的深入，对贫困的概念从物质的短缺拓展为一种能力的缺失，如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是指人们通过收入来保障生存的能力和机会的不足。而世界银行1990年对贫困的定义是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无论哪种贫困的界定，大多都用收入或消费水平来表示。如世界银行分别于1990年、2005年和2015年三次设定了用人均每天消费价值量来表示的贫困线标准（1美元/天、1.25美元/天，2美元/天）。我国在2000年以前也是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实行绝对贫困标准，2000年至2007年开始实行绝对贫困标准和低收入标准（是指收入水平已经高于绝对贫困标准，但仍然很低，不具备自我发展能力，极易返贫的情况。），从2008年开始逐步提高扶贫标准，2008年农村贫困标准是1196元，2010年提高到1274元，2011年又提高到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计算），这就比2010年的贫困标准提高了80%。而各个省市，特别是东部发达省市，还出台了各省的贫困标准。贫困标准的提高，必然带来贫困人口规模的扩大、拓展贫困人口的范围等问题，也进而增加了扶贫的难度。按照目前的标准，根据国家发改委和扶贫办的统计，我国目前仍有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12.8万个贫困村、2948.5万个贫困户和5630万贫困人口。这些数字凸显我国贫困形势的严峻性和我国扶贫攻坚的艰巨性。

其次，经济新常态下扶贫压力增加，难度增大。尽管贫困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摆脱贫困都依赖于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发展历程和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贫困发生率与人均GDP强度进而与经济增长速度具有高度相关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进入低迷周期。作为高度融入世界经济的中国经济，虽然由于自身具有规模大、体系全、潜力大等优势，但也受到世界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再加上近年来我国在不断地加大转方式调结构等力度的影响，自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趋势减缓的下降通道，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产业结构不断提级换挡，发展的动力正在逐步转换，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在这一背景下，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贫困群众的收入水平也必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可能难以再按照传统的粗放式发展路径快速发展。因此，扶贫的压力会增加，难度会增大。

再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指向使扶贫工作具有时间紧、任务重、约束多等特征。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既是加强扶贫脱贫工作的重要动力，也构成了外在约束。全面小康不仅仅是指收入水平的小康，还包括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生态良好等内容，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是全面小康。以生态为例，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也内涵地包括生态环境的改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客观来说，我国的贫困县的自然生态环境、贫困人口聚集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大多相对较好，要加快扶贫脱贫，就需要加快经济发展，要上项目，发展产业，如果项目选择不好，产业定位不准，就可能会对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带来破坏。而要选择发展一些科技含量高、环境损害少、市场定位好的产业和项目，这些地区又可能受到自身人才、资金、技术、基础设施、制度环境等方面的约束，并不具备竞争力。而随着环保约束的越来越紧，这些地区不仅难以像过去那样靠拼资源来吸引外部资金和产业的入驻，而且可能使原来的一些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的产业或项目也会受到限制，甚至会因为寻找新的“污染避难所”而转移到外部地区。因此，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指向下的扶贫工作具有时间紧、任务重、约束多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