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论法的话语方式 （2）

法治讲究齐一，因而韩非子反对“辩言”，反对文饰。韩非子对语言有充分的自信，他说自己“臣非非难言也”，他曾描述了十二种自己了解与掌握的语言风格（《难言》）。从这个意义上说，韩非是善辩的。但他却不遗余力地反对论辩，反对辩言。在《五蠹》篇中，他将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商工之民这五种人列为国家法治的五种蠹虫，而“盛容服而饰辩说”的学者和纵横天下的“言谈者”便名列前二位。他认为这些人扰乱了国家的秩序，败坏了国家的风俗，是乱之征。在《显学》篇中，他还举例说明放纵任辩给国家带来的损害：“魏任孟卯之辩，而有华下之患；赵任马服之辩，而有长平之祸。此二者，任辩之失也。”他认为不同观点的论辩，是思想的不一致造成的，而维护己说，有时必然强词夺理，容易带来思想的混乱，造成“言无定术，行无常议”的局面。这与讲究齐一的法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他主张言意为一，方法一定，说者一言，听者一律。韩非子认为修饰、文饰是一种恶习，常常是为投对方所好而进行的矫情之举，他称这种话叫“饰言”，称这种事叫“饰行”。“饰”成为一种伪装，一种矫饰，这样就不能表达真意，甚至是有意识地隐藏了真意。在韩非子看来，美好之意不需要“饰言”，美善之质不必要文饰。因而在论述时，《韩非子》从不迂回曲折，往往开宗明义、直奔主题，“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徳也。何谓刑、徳？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二柄》）；在行文中，《韩非子》注重事理的推导和因果的总结，多用“故”“是故”“是以”之类的词语，据统计表达“所以”“因此”意义的“故”有800余处、“是故”有30余处、“是以”有130余处；在句式上，《韩非子》多短句，而且多连缀起来构成排比的形式，即使长句也多以排比的形式言之。

法治讲究接受，只有让民众知晓，才能够达到依法治理的目的，所谓“法省而民讼简，……明主之法必详尽其事”（《八说》），因而韩非子主张语言要明白晓畅。要达到明白晓畅，仅用简约流畅的语言和严谨明晰的推论是不够的，在《韩非子》中，寓言是一个重要而且有效的手段。《韩非子》是先秦诸子中使用寓言最多的，全书有300余则寓言。从内容上说，有的是历史故事，如“和氏之璧”“夔一足”等，有的是现实传说，如“郑人买履”；从形式上说，大都短小精悍，有的是一则寓言明一个事理，有的是几则寓言共示一意，甚至还出现了“寓言群”的形式，如《说林》《内储说》《外储说》。但不管取材于何种内容，采用何种形式，《韩非子》寓言有一个鲜明特点，这就是其意义有明确的指向性。他寓言中的言与意、事与理均构成一对一的直接联系，题旨单纯明确，而且作者常常在寓言前后点名题意。而《内储说》《外储说》“经”的部分是题旨，相对应的“说”的部分少则五六则，多则十余则，均为寓言。

作者的思想不仅决定着作品的内容，同时也支配着作品的表现方式。《韩非子》文章中的词语运用、句式构成、寓言形式等话语方式，具有不容置疑、果决直接、明白晓畅等特点，这些是构成《韩非子》文章冷峻富赡风格的重要因素，而这些又无疑都取决于《韩非子》的法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