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亟待澄清几个模糊认识

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但也必须看到，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尚存有某些疑惑或模糊认识需要澄清。

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同文化决定论划清界限

有人担忧，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凸显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促进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会不会掉入文化决定论的陷阱？

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精神层面的文化亦即狭义的文化，归根到底是由特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决定的，因而它最终取决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塑造并决定着文化观念，而不是相反。但是，文化一旦形成，就会获得某种相对独立性，又反过来对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产生深刻影响，因而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我们强调文化的作用，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成立的，而不是无视文化的物质根源，把文化当成终极的原因去看待。文化决定论则抛开文化的经济基础，把文化理解为历史发展的原初动因。显然，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对于文化重要性的强调，同文化决定论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们知道，文化人类学一般是把“文化”定义为人的既有的生存方式或行为模式，譬如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就将文化界说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梁漱溟认为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所有这类定义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仅仅注意到文化的预成性方面，把文化看作某种预先存在的、先验地制约着人的生存的规范，而未能从文化的创造和生成的角度去加以考量。这样的定义很容易忽视文化的物质根源，从而陷入文化决定论的泥淖。其实，文化总是在生成和预成的张力中发生、发展并发挥其重要作用的。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特别是在文化的定型期，物质基础是决定性的。但文化一经形成，又起着能动的反作用，这种作用看上去就仿佛是一个先验的规定了。同其他文化理论大都强调文化的预成性相比，唯物史观则揭示了文化的发生学基础，亦即它的生成性，这恰恰是唯物史观比别的学说深刻之处。在这个意义上，唯物史观同文化决定论是彼此对立、完全不相容的。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用新教伦理这样一种宗教精神气质，解释资本主义制度安排的历史发生，其实是一种唯灵论的解释。从历史上看，清教徒既禁欲又入世的精神，的确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对此应给予足够的正视。但在唯物史观看来，韦伯学说的致命缺陷不在于它看到了文化因素的重要历史作用，而仅仅在于未能进一步追究这种文化因素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物质根源。韦伯未曾回答究竟又是什么造就了新教伦理。正因此，韦伯的解释方式才明显地带有文化决定论的倾向和色彩。唯物史观则着眼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在生产力的推动下所发生的深刻变革，来阐释资本主义的起源。要看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同自己的生存环境不断博弈的结果和积淀，其中首要的就是经济层面在起决定性的作用。

只要我们在强调文化重要作用的同时，始终承认文化的物质根源；在强调文化软实力的同时，始终正视文化硬实力的基础地位，就完全可以同所谓的文化决定论划清原则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