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亟待澄清几个模糊认识（3）

强调“古为今用”，如何同对待传统文化的实用主义态度划清界限

有人怀疑，我们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采取“古为今用”的方法，是否会导致对待传统文化的实用主义态度？

我们认为，这种怀疑是缺乏足够理由的。

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中，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着辩证性。我们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遗产，肯定有着我们今天的“期待视野”，它凝结着我们的“此在性”。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于我们的意义，归根到底需要体现在我们的现实存在中。所以，时代的需要构成文化选择的根本尺度。在这个意义上，解释学赋予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阐释、评价、择取以充分的相对性。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尽管对于传统文化有着“见仁见智”的不同解读，但终究不能摒弃来自作为“文本”的传统文化对于我们的“牵制”。阐释的创造性再强大、再突出，也不能突破来自“文本”所提供的意义的可能性空间的限度，否则就是一种“非法”的“误读”。对待传统文化的实用主义态度，正是这种“误读”的表现。

事实上，传统文化对于我们来说，存在着两个维度：一是本体论维度，在此意义上，传统文化是无法被当成客体加以对象化的，因为它构成我们的血肉，就是我们作为文化存在的生命本身；二是认识论维度，在此意义上，传统文化完全可以被对象化，亦即作为客体被我们加以刻画、描述、评价、挑选等等，它仅仅具有工具的意义。我们把前者叫作“文化传统”，亦即所谓的“体”；把后者叫作“传统文化”，亦即所谓的“用”。我们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正是在这样的双重意义上进行的。在本体论的维度上，中国文化是不可能被实用主义地对待的。我们只要对中国传统文化作“生命”观，就能够保持对于实用主义的文化态度所具有的足够的免疫力，它可以足以防范和抑制这种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