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旭峰：智库影响力测量的多维性（2）

另一方面，虽然问卷调查是被普遍采用的智库评价基本方法，但仍然存在无法避免的数据偏差。一些智库经常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夸大它们的影响力，这就使我们不可过分相信智库问卷的自我评价和统计数据。例如，里根总统仅当选几个月后，传统基金会主席艾德温·福尔纳就曾声称他们60%的政策建议已经被里根政府采纳。但是，在他所说的建议中，有许多早已由别的研究机构在几年前就提出过。又如亚当·斯密研究所声称20世纪80年代有超过100个它们关于自由市场的思想成为政策。但谁也不知道撒切尔夫人是否真的认可这样的说法。同时，笔者在访谈时，也注意到有些智库由于某些原因刻意保持低调，隐藏部分决策影响贡献的信息，特别是有时候智库和决策部门签署了保密协议，不得对外公开参与决策的情况。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最近国内各种智库评价研究层出不穷，一些智库已经开始抱怨，他们经常疲于应付各种调查问卷。所以，调查问卷反馈的数据全面与否，很可能和这家智库是否认真对待这份调查问卷密切相关。

在智库影响力测评中，有一批学者还采用收集公开行为数据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特点是，绕开智库自填问卷时存在的潜在利益冲突和数据偏差，运用各类活动资料所真实记载的信息，对智库进行评价。如唐纳德·埃布尔森在他2002年的《智库能发挥作用吗？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影响力之评估》一书中，利用美国LexisNexis数据库关于主要报纸和广播电视等媒体对各智库的引用情况，美国国会听证档案中邀请专家出席听证会的数量，对智库影响力进行评价。近年来，随着搜索引擎的发展，各类通过网络检索结果识别智库影响力的方法也开始涌现。如美国的全球发展中心于2014年开始评价全球多家智库的公众形象。这套方法选取的指标，除了常见的LexisNexis数据库的媒体引用率外，还包括官网主页流量、谷歌学术引用数，脸书和推特的粉丝数等痕迹数据。类似的，南京大学2016年推出的《中国智库网络影响力评价报告》，主要数据包括机构官网的链接数和社交媒体阅读量等指标。

纵观智库影响力测量和评价方法，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从主观到客观，从定性到定量，从小样本到大样本，从小数据到大数据的发展趋势。出现这种趋势的原因，首先是因为社会科学和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已成为大势所趋，但更重要的是因为社交网络新媒体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每个现代国家的政治生态。智库为了追求影响力，也不得不迎合新潮流，主动接纳新媒体的传播方式，拓展影响政策的新途径。因此，智库评价也必须紧跟政治社会发展的步伐，积极开发出新的获得智库数据的方法。未来发展方向之一可能是通过智库及其专家学术活动的大量无组织痕迹追踪数据，探索智库影响力的“大数据”评价方法。

但是，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当前所有智库影响力的测评结果，都无法与智库真正的影响力画等号。由于智库影响政策的过程过于隐晦而复杂，学界仍然难以找到一个完美的测量方法去准确评判智库影响力的大小。因此，整个智库研究界做的所有努力，都只是从一个或几个侧面去猜测智库实现决策影响力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