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河：中国经济新旧增长动力的转换

[摘要] 我国已经跨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还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间区域，顺利迈向发达的高收入阶段需要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新旧增长动力有序转换，培育发展新动能。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着眼消费引领和供给创新，引领产业向中高端化提升，着力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打造制度供给新引擎。

[关键词] 经济增长；动力转换；需求管理；供给创新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529-1445（2017）04-0030-07

目前，我国已由中低等收入国家跨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但从绝对水平来看，仍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间区域。2015年，按照调整后的国内生产总值，我国人均GDP达到8026美元，距离世界银行2014年确定的12736美元的高收入标准门槛还有一定差距2。我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迈向发达的高收入阶段，新动力在哪里？如何发掘和培育成长、并使新旧动力有序转换？这是本文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经济增长动力的供求视角

一个时期里，为一国或地区经济起带动作用的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这种动力受经济发展阶段、发展方式、体制安排等方面影响，会发生变化。因此，经济增长动力来源是可转换的，具有规律性、动态性和渐进性。一般而言，分析经济增长动力有供求两种视角，从需求侧观察，经济增长是由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带动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需求结构变动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是有差别的。当一国经济发展从低收入阶段到中等收入（包括中上等收入）阶段迈进过程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是上升的，消费贡献作用是下降的，与投资的贡献相联系，进出口贸易也对经济增长变得越来越重要。一国经济一旦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就会不断上升，相反投资贡献作用持续下降，进出口结构也出现了相应变化。以日本为例，1950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为113美元，1960年431美元，1970年上升到1940美元，到1980年达到10440美元，1988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达23570美元，超过美国人均21620美元的水平。3与收入转型相对应，日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历了先升后降、消费贡献先降后升的过程。1952年日本的投资贡献率为21.3%，1966年上升到32.6%，1970年进一步上升到39%，此时日本人均国民收入1940美元折合2010年美元价格恰好超过一万美元，为10760美元。日本人均收入越过一万美元门槛后，投资贡献率不断下降，1973年下降到38.2%，1980年32.2%，1993年29.9%，2006年进一步降到23%。伴随着投资贡献率下降，消费贡献率也发生着变化，1950年日本的消费贡献率为77%，1966年下降到65.9%，1970年进一步降到59.7%。此后开始上升，1973年61.8%，1980年68%，2006年达到75%。1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投资贡献率上升、消费贡献率下降至少经历了18年，投资贡献率从升到降、消费贡献率由降到升的拐点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此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恰好一万美元（2010年美元价格）。

同日本十分相似的是，韩国在从低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中，同样经历了投资贡献率先升后降、消费贡献率先降后升的过程，拐点也发生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万美元左右。从1961年到2008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由100美元上升到21530美元。31960年，韩国的投资贡献率只有11.5%，此后连续上升，到90年代初期达到最高，之后连续下降。消费率与此相对应，先是连续下降，后是持续上升。比如，韩国的投资率1970年为24.97%、1980年31.61%、1991年38.9%、1997年34.97%、2002年26.7%，消费率1965年92%、1980年76%、1990年63%、2000年66%、2006年69%。从统计资料看，韩国投资贡献率上升、消费贡献率下降至少经历了30年，投资贡献率从升到降、消费贡献率由降到升的拐点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此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照2010年美元计算是10501美元。

在不同的经济体之间，即使经济发展处于同一阶段，由于文化背景和制度偏好不同，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有所不同。同欧美国家相比，力行节俭的东亚文化地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前者较高。比如2015年，美国和英国人均GDP分别是55837美元、43724美元，当年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分别是68.4%、65.1%，而韩国、日本人均GDP分别为32477美元、27222美元，当年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分别是58.6%、49.3%。再看，体制不同对需求结构也带来了影响，2015年人均GDP大约在8000到10000美元以内的国家里，马来西亚、墨西哥、巴西、俄罗斯人均GDP分别是，9766美元、9009美元、8539美元、9057美元，当年四国居民最终消费在GDP比重分别为54.1%、67.2%、63.4%、51.9%，中国当年人均GDP8026美元，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为38%。

从供给侧观察，经济增长来自于由劳动、资本、资源、技术等要素配置形成的产业产出。在一个时期里，能为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起主导作用的产业，就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在工业化的中前期阶段，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工业的规模化扩张对农业的替代，而工业的扩张主要是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在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服务业发展对工业的替代，此时工业内部结构转换是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之间进行，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工业结构的调整，使得产业发展出现了中高端化趋向。

以韩国为例，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刚起飞时，韩国抓住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机会，利用本国劳动力资源优势，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重点发展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70年代，随着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衰退，还有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方面的竞争，韩国利用发达国家重化工业向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机遇，大力发展钢铁、非铁金属、机械、造船、汽车、电子等具有资本密集性质的重化工业，到1980年韩国重化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上升到50%以上。进入80年代，面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韩国提出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政策目标，对传统重化产业进行技术升级改造，同时大力发展精细化工、精密仪器、计算机、电子机械等。进入90年代以后，韩国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经济衰退，失业人数大幅度增加，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出现恶化，此时韩国正处于由中上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面对危机，韩国在推进金融体系、劳动力市场、公共部门改革以及企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比如集中发展计算机、半导体、生物技术、新材料、精细化工、航天航空产业；2003年以后，数字电视、液晶显示器、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汽车、新一代半导体、新一代互联网、智能型家庭网络系统、数字内容软件、新一代电池、生物新药以及人工脏器又成为韩国的“十大引擎产业”。

同韩国相比，巴西经济发展更早一些。二战后，巴西开始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1949-1981年，巴西经济年平均增长7%，其中1968-1974年经济增长年均超过10%。1970年巴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50美元，是韩国的1.7倍。但是，由于产业结构失衡、收入分配结构失调、城市化超前、通货膨胀严重等因素，导致巴西198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放缓，使其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之列。1980-1990年巴西经济增长年均2.2%，90年代以来巴西虽然进行了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也仅实现了经济温和增长。巴西由于过早地推进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发展，使得经济社会资源过分向钢铁、建材、化工、汽车、造船等倾斜，这不但造成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基础产业与加工工业结构失调，而且还造成较为严重的社会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