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破解中国文化与价值观念传播难题

怎样破解中国文化与价值观念传播难题

摘要:我们应从一般规律性的角度去探讨全球传播语境下文化传播与价值传播的规律,通过比较研究和理论概括,发现制约文化传播与价值传播的约束变量,进而总结出这些变量之间的规律和机理。

如今,崛起的中国面临的挑战是空前的。有的挑战是历史上从未遇及的;有的挑战即便历史上遭遇过,也从未像如今这般突出,比如文明冲突、文化冲突以及价值冲突等,这一类的挑战历史上都有过,但此前的冲突境况未及今日这般复杂。在被动挨打时代,即便不乏少数思想文化精英们的先知先觉,但文化的发展很少上升到国家意志的高度,更未曾主动去正面应对。现今,我们告别了国力羸弱、被动挨打的时代,然而另一个问题就变得更加突出了:文化和价值冲突问题。

破解中国价值观念“走出去”的困局,需掌握全球传播语境下的价值格局和文化权力结构

如今的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世界政治多极化充满变数,经济全球化遭遇新挑战,文化多元化面临新问题,诸多问题交织、纠结在一起。这些问题形成连环套,甚至拧成死结,使国际环境变得更为复杂。中国已经历史性地成为世界舞台中的重要角色,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在主动适应世界大势,世界也在适应中国。特别是那些曾长期主导并还要继续主导世界话语权的大国,面对中国的强势崛起而感到不适应,但他们又不得不正视中国的强势存在及其巨大的发展成就,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化的发展,世界文化的发展将逐渐从各自独立发展的境地中脱离出来,转而在相互影响下形成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跨文化”成为了一种最具时代特点的文化语境和思维方式。

在中国没有崛起之前,西方大国有一套特定的话语体系和价值说辞,这为他们的强势存在提供了合法证明。究其实质,他们四处传播的全球化话语体系,仍是以单边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为特征的。多年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一直通过各种努力,尝试去维护“文化的丰富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多样性公约》中提出,建立使文化“更为丰富和自由流动”的条件,促进全球文化交流更为平衡,努力使那些在权力和媒体消费者夹缝中的政策制定者们真正意识到多样性的文化表达观。这一努力是要抵制全球文化的“美国化”,打破美国的文化霸权。但想要打破美国文化和意识形态霸权,并非一日之功。如今,中国的崛起不仅挑战既定的力量格局,同时挑战既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中国在改变世界,但是,在世界版图的价值叙述上,中国还没有打破西方主导的话语霸权。

价值传播是在一定语境下进行的,语境构成了传播的外部特征。在全球传播语境中,文化交往和价值竞争等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文化的一体化,而是文化关系的“再封建化”和再割据化。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国家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文化族群与民族国家相结合,在全球化语境下,形成了一个比较复杂的权力结构。只要民族国家利益成为刚性的存在,全球化则必然会表现为全球舞台上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与竞技,即便这种情况以全球化以及文化的名义表现出来,民族国家的利益仍然是第一位的。

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和独特文化魅力的国家,中国的文化话语体系与其他文化体之间,特别是与欧美文化体之间,始终存在较大的差异。中国在与他者文化发生交流、交锋的过程中,竞争与冲突在所难免。在与他者文化的交流、交锋中,中国文化的话语优势并不明显,尤其是在遭遇到西方文化的挑战时,往往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文化交往中的失衡容易导致中国成为外来文化倾销的广袤市场,文化安全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在既有的世界传播格局中,中国的边缘化地位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变,西方发达国家主宰世界传播秩序的局面,也不可能因中国的崛起而在短时间内得以改变。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如何突破中国文化与价值观念“走出去”的语境困局?一个基本前提是:要对全球传播的宏观语境有全面、准确的把握,掌握全球传播语境下的价值格局和文化权力结构。

把握复杂世界的价值和文化权力格局,需要考虑传者、价值观念、传播渠道、国际社会四个结构性的问题

把握复杂世界的价值和文化权力格局,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审视和思考。我们认为,把握复杂世界的价值和文化权力格局,需要考虑四个结构性问题:传者(中国)、价值观念、传播渠道、国际社会。

首先是作为传者的中国。在全球交往语境中,中国被整体打包成一个政治共同体而展示于世界舞台。但中国毕竟不是一个均质化、一元化的主体,而是一个多元化、内涵极其丰富的主体。从其结构内涵来看,其包含的角色是多元的,诸如执政党、政府、企业、媒体、非政府组织、公民,等等。在对外交往实践中,这些角色都是不可缺席的。由于这些传者主体并非步调一致,各自有不同的目标、诉求、价值资源以及传播策略,容易造成传播效果分散,甚至彼此抵消。因此,在把握价值和文化传播问题时,我们首先需要梳理清楚一个问题:究竟是谁去传播?开放的中国面对开放的世界,仅靠单一传者的力量不可能完成文化和价值观念“走出去”的使命。即便某种单一的力量无比强大,也不可能完成这一超重的文化“走出去”的任务。面对当下中国深处的文化和价值逆差困局,仅靠单一力量,是无法胜任文化“走出去”这一重任的。我们需要发挥多元主体的能动性,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其次是明确的价值提炼。在价值观念层面,由于中国价值观念缺乏合理的提炼和有效的表述,使得中国价值观念被视为复杂、模糊的代名词,不及有些西方价值观念提炼得那么明确、简洁,在设计包装上似乎也没有那么好看。提及西方价值观念,我们最常见的莫过于民主、自由、平等、公正之类的“大词”,中国的价值观念虽然丰富,却因缺乏有效提炼而显得混沌不清,这不仅不利于人们的理解,也不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近年来,随着“中国梦”概念的提出,这些劣势得到了显著扭转,但“中国梦”名下的价值观念和逻辑依然需要进一步优化提升。

再次是有效的传播渠道。价值观念的传播离不开传播平台与传播渠道。优秀的价值观念,一旦缺乏有效的传播渠道,也无法落地生根。中国虽已成为世界传播格局中的一员,但因其话语体系以及传播能力尚显薄弱,所以在世界的传播场域中一时还难以顺利掌控国际舆论议程,我们还缺乏定义世界舆论议题的能力。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当遭遇到妖魔化、污名化的指摘时,我们更多是处于被动应对的尴尬境地。

最后是国际社会的复杂结构。一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美国著名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曾指出:“应该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来削弱中国日益显现的权力和影响力,而不仅仅只是对其进行简单的遏制。”其理由是:崛起大国随着能力的日益增强(和对拥有更大权力的预期),其自我界定的利益也会随之扩展,因此他们就成为了潜在不稳定的来源。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在西方国家的眼中,崛起大国不仅追求安全,也追求地位、信誉甚至是来自于别人的遵从。透过历史的长镜头来看,所有类型的崛起大国多半会成为麻烦的制造者。类似的极端言论,在西方国家颇有市场。意识形态偏见以及利益驱动,造成西方国家拒绝接纳崛起的中国,尤其是不知道如何在文化上接纳中国。

责任编辑:董洁校对:王梓辰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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