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龙:财政政策如何更加积极有效

陈龙:财政政策如何更加积极有效

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当前,财政政策实施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新变化,为使财政政策更为积极有效,需要摒弃狭隘的财政观,优化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和任务,调整财政政策的重心,盘活财政资源和社会资源,提升财政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着力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深层结构性因素。

财政政策实施外部环境的新变化

2017年1—2月份,宏观经济“筑底”趋势日益明显,延续了2016年下半年好转的趋势。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9%,制造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三大领域投资增速全面回升;民间固定资产投资自2016年9月以来持续回升,2017年1—2月份同比名义增长6.7%,增速比去年全年提高3.5个百分点;自2016年2月以来,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总体持续好转,今年2月份达到51.6%,连续5个月处于51%以上;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自去年9月“转正”以来持续增长,表明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工业领域由通缩转变为恢复性的上涨。此外,还应注意影响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中观和微观现象:市场出清、行业集中度提升,在供给端完成了部分市场自我修复。经过四五年的市场出清,经过“寒冬”磨砺而坚持下来的企业,虽实现扩张仍尚需时日(大约一至两年),但暂无生存之虞。并且经过这一轮的市场出清,行业集中度明显提升,也为经济总体趋稳带来积极因素。同时,经过市场的自我调节,去库存加快,特别是房地产去库存有了明显进展。市场出清和部分自我修复,使经济下行压力有所缓解。

同时,也应看到,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根本性矛盾尚未得到很好解决,经济增长的基础仍不牢固。虽然经济“筑底”趋势日益明显,但根本性矛盾,特别是重大结构失衡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对未来经济增长带来了一定压力。例如,新动力尚未担当经济回升的“主力”,“传统色彩”依然浓厚,经济好转更多的是依赖传统动力,新经济占比仍不高,新旧动能转换任重道远;作为经济状况“晴雨表”的民间投资,增速仍处于低位,表明市场预期并未完全恢复,并且增长的原因主要是PPP项目的拉动和第三产业的改善;实体经济生产经营困难仍然较大,高成本抑制企业发展的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影响企业投资和创新能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状况未得到根本改善,部分区域房地产价格快速上升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效应,等等。此外,我国外部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尤其是美国在贸易、投资、税收、货币等政策上的不确定性,使我国经济企稳回升之路充满变数。

优化、调整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和重心

近年来,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展开,其重心在于减税降费和以PPP的方式推动基础设施投资。积极财政政策在稳定经济运行、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财政政策实施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新变化,为提高财政政策的效果,需要优化、调整政策的目标和重心。

依据宏观经济形势的新变化,今后一段时期财政政策的目标在于,尽快促使经济完成探底,并着力化解结构性失衡,激活经济,培育新的竞争优势。这就要求在立足短期对冲经济下行力量的同时,着力解决制约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的深层因素。为此,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由“数量对冲型”为主的政策取向转向“结构调整型”为主的政策取向,即由注重弥补有效需求不足向注重解决结构性失衡的政策转变。在经济下行的始发期,财政政策主要立足于弥补有效需求不足,对冲经济下行,稳住经济,因而,此时的财政政策更多呈现“数量对冲型”特点。但随着下行力量减弱、经济渐趋稳定,则要更加注重解决影响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财政政策便呈现“结构调整型”特点。对于我国当前而言,应将财政政策的重心转向解决结构性失衡、培育新的竞争优势。不仅要优化财政投资的方式和结构,弥补经济社会发展“短板”,而且要优化企业的发展环境,创造有利于工业创新发展的税费环境,以新的比较优势催生经济发展新动力。

以“结构调整型”为主的财政政策取向,需要优化支出结构和制度环境。在财政支出上,应结合我国当前的扶贫任务,既要注重基础设施等物质形态的“硬件”建设,也要注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环保、公共就业服务等经济社会发展的“软件”建设,特别是要强化维护人的生存权、健康权和发展权等方面的各项社会性支出,形成有利于提高公众可行能力的支出结构。在财政收入上,不仅要考虑“收入数额”这一指标硬件,而且要更为重视产生收入的“制度软件”。注重收入制度的公平性和合理性,消除税制的不公平问题,体现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观和共享的发展理念,消除影响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障碍。

责任编辑:蔡畅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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