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永前：“一带一路”与中华文化海外传播（5）

和而不同。习近平同志指出，“几千年来，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要倡导和而不同，允许各国寻找最适合本国国情的应对之策”。中华文明倡导“和合”，但同时尊重差异和不同，主张将“和”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正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历史上，中国不迷信武力，对外持“怀柔”政策，极少出现掠夺土地、财富、人口的征伐。汉朝派张骞去西域联通、唐朝派玄奘去印度“取经”、明朝派郑和出使西洋，都是为了求同存异、兼收并蓄，增进中华民族同世界其他民族的人文交流。连接世界与中国的古代丝绸之路，更是一条如丝绸般光滑的和平之路、文明交流互鉴之路。新中国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与邻为善”“和谐世界”“不搞文明冲突”“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等外交方针，弘扬了和而不同的中华传统价值理念，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坚持和而不同，也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重要理念。

义重于利。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坚持正确义利观”，“践行正确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中华文明深明“义利之辩”，总体上强调义利一体、义是利之和，但又区别对待不同的行为主体。如孟子对梁惠王讲“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表明在义利关系上对治国者与对老百姓的要求不一样：治国者宜行仁义，而不必关注为自己谋利；对一般人而言，可以“义利并举”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过度言利，崇尚消费、享乐和拜金主义，放纵物质欲望，就会面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局面。对于国与国之间关系而言，也是如此。将中华文明的义利观注入“一带一路”建设，在国家层面，强调以义为先、义利兼顾；在企业层面，强调以义取利、义利并举，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有利于贸易互通，也有利于人文交流。

平等共治。“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是中华文明重视的传统价值。“一带一路”建设突出平等共治，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试验田和新样板。“一带一路”建设强调“自主、自愿、自觉、自律”与“互助、互利、互谅、互让”，以增强合作动力、减少建设阻力。自主、自愿，体现了对沿线各国的主权和文化传统的尊重，各国根据自身需要决定如何参与；自觉、自律，体现为尽力提供公共产品，为共同利益规范自身行为。“互助、互利、互谅、互让”则突出了东方文明的平等互助智慧。这些都可以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理念。

顾全大局。习近平同志强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抓住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不仅造福中国人民，更造福沿线各国人民。中国欢迎各方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中华文明重视整体利益，在处理个人与家庭、社会、国家的关系时，注重小我服从大我、以整体利益和大局为重，因而产生了“民齐者强”“人心齐，泰山移”“计利当计天下利”等思想。周恩来同志曾说，中国外事哲学主要来自于文化传统，如“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决不开第一枪”“来而不往，非礼也”“退避三舍”“首先不使用核武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中国儒学重视“忠恕之道”，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推己及人、助人即是助己。在“一带一路”建设和文明交流互鉴进程中，各国都需要以大局为重，奉全球命运之公，共同打造更多全球公共产品，帮助落后国家发展，缩小发展差距，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共同发展、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