盯着位子不如找准位置

眼睛盯着位子，整日东张西望、患得患失，结果只会走进死胡同、钻进牛角尖；一心算计升迁，琢磨人多、琢磨事少，势必变得钻营投巧，最终主业荒废。

改革减员额、调结构，任务重了，位子却少了。某部在改革整编中，与兄弟部队先合并再降级，机关不少处室领导成了参谋干事，原本升迁有望的同志只能原地踏步。然而，大家叫响“摆正位置，不争位子”，工作中干劲十足、毫不松懈。

人普遍是追求进步的。职务的升迁，既是组织的认可，对党员干部也是一种激励和动力。可位子毕竟有限，职务高低也并非衡量党员干部价值大小、能力强弱的唯一标准。眼睛盯着位子，整日东张西望、患得患失，结果只会走进死胡同、钻进牛角尖；一心算计升迁，琢磨人多、琢磨事少，势必变得钻营投巧，最终主业荒废。

做官与做事谁先谁后、孰轻孰重，体现了一名党员的价值取向和党性追求。邓小平曾经讲过一段话：“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是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由此可见，党员干部不能立志做大官，而应立志做大事。位子虽然有限，位置却人人都有。“进退走留听党的，干好工作看我的”，这就是党员干部的位置。位置找准了、摆正了，才能进入角色，走到哪、沉在哪，干一路、响一路。

改革调整过程中，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想部队前途多、谋个人出路少，眼睛聚焦强军事业，而不是个人职位。但要看到，也有少数人对位子“孜孜以求”。有的因为同学同级找到位子，自己却原地不动而心理失衡；有的因为过去的下级职务超过自己而牢骚满腹；有的以“我干副职几年了”“我任现职几年了”为由，向组织讨价还价。更有甚者，放下担子找位子，把精力用在四处打听、疏通关系上。

古人说，“位卑未敢忘忧国”“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这种精神，是干大事、成大业的重要支撑。干工作为了什么？心该在哪里安放？回答好这个问题，关乎党员干部的人生高度、生命厚度。试想，如果一个岗位还没干明白，就开始琢磨“动一动”；谋事创业的劲头不大，当官的欲望却超乎寻常的强烈；矛盾困难太多不愿干、发展空间小了不愿去、虚职副职的担子不愿挑，这样的人哪里还有共产党人的气味？又岂能担负起组织赋予的重任？

1945年，为统一指挥山东、华中部队，党中央酝酿任命粟裕为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为副司令员。粟裕获悉，两次复电中央，建议张为正、己为副，中央许之。1948年，党中央决定调陈毅出华东，让粟裕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见电后急见毛主席，恳求陈毅留任。不久中央发出补充通知：粟裕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两让司令员，决不是没有担任司令员的才能，也不是不愿为党担负更重要的工作，而是为了把党的工作做得更好。

部队建设的岗位千千万，在任何一个岗位干出色了，都是成就、都能留名。火箭军一级军士长王忠心多次历经部队调整，错过考学提干机会，但他始终不忘初心，全心扑在导弹事业上，不仅自身专业素质过硬，还培养出一大批技术骨干，成为名副其实的“兵王”。现在，我军正处在向实现强军目标加速迈进的关键阶段，既面临艰巨繁重的建设任务，又面临“比触动灵魂还难”的深化改革。发展的重任、严峻的挑战，压在党员干部肩上；矛盾叠加点、利益交汇点，集中在党员干部身上。学一学情操高尚、胸怀宽广的粟裕，比一比当好兵、尽好责的王忠心，党员干部或许能更好地校准官念、找准位置。

“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视权位为“供桌上浓郁的美酒”，即便在封建时代也倍受讥讽。新时期的共产党人，难道不该做得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