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丽伟：金融危机与社会政策改革

2008年开始的欧债危机使世界经济产生巨大震荡，时至今日仍在发酵，并时而产生一波又一波的新冲击。关于产生金融危机的原因，各种思潮、经济学家、政府、主流媒体、官方组织一直争议不断。事实上，产生危机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历史和当下的原因，又有欧洲国家的本质原因。金融危机之后，社会政策的正常功能被破坏，养老金、失业等方面的支出难以为继。于是，社会政策成了人们的关注点，但这只是表象。金融危机背后所反映的是需要满足的危机，是欧洲国家的机制、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没能满足大众需要的结果。

社会政策的构建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有两个目标。其一，当个体不能满足其自身基本需要时为其提供一种抵御风险的安全网。其二，通过对人们基本需要的满足进而建立一种自我价值实现的基础和“出发点”，以确保个体拥有实现自治、开发潜能并最终实现自我价值的经济和社会机会。本质上而言，社会政策的实施是通过对经济社会的干预来预防、缓解危机的，但在欧洲国家的实践中却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甚至成为危机的加速器。

首先，发生金融危机时，社会政策无法充分发挥其功能，实现其应有效果。社会政策的重要目标是要构筑“安全网”。“自动稳定器”是欧洲国家应对危机的重要机制，自动稳定器越强大，政策的自由调整需求就越少。金融危机后，人们认识到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太弱，需要进一步加强；而且自动稳定器的规模不是宏观设计的直接结果，而是与税收、社会及劳动力市场政策相关的政策选择的副产品。同时，由于良好的社会保险制度，用于缓解危机的社会政策反而导致经济复苏过程减缓，造成严重的公共财政压力。

其次，制定社会政策的公共部门在金融危机中陷入困境。公共部门一直被视为通过制定社会政策解决困境的最重要的机构，但恰恰是公共部门本身在危机时期产生了很多问题，预算赤字日益扩大、初始债务水平高筑，公共财政可持续性也受到质疑。有人认为公共部门的介入不仅不是解决危机的方法，反而是危机出现的原因。因此，关于解决危机的讨论开始转变为关注公共财政的整合。

再次，过度依赖紧缩的政策。紧缩的措施主要指提高税收、削减政府开支、降低主权债务。紧缩措施似乎意味着，即使将一个经济体推入到衰退或高失业率，也要确保对债权人的偿还。但欧洲一些国家实施的严厉财政紧缩方案可能导致危险的后果，诸如增速放缓、强化移民冲击、经济衰退、高失业率，从而导致更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可见，削减开支并非适宜的措施，紧缩政策必须同其他配套政策共同运用。

金融危机中欧洲国家社会政策反映的问题，对我国进行社会政策改革具有启示意义。

要重视社会政策在区域内的协调一致，即国内社会政策与欧盟社会政策要有制度互补性，关注区域内国家经济政策的均衡性，注意社会保障和教育的均衡性，强调货币联盟的可持续性发展，注意宏观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协调一致性。

要重视社会投资的社会政策。一方面，社会投资取决于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的政策，例如儿童早期教育、护理、职业培训、教育和终身学习等；另一方面，社会投资服务于高效利用人力资本的政策，例如通过政策支持女性就业、促进弱势群体进入劳动力市场。社会投资需要解决的难题是，如何通过改善财政和经济治理使长期社会投资和中期财政整顿能够相互支持、相互促进。

最后，抓住社会政策发展和改革的机会。在经济繁荣时期，构建和完善社会政策；当金融危机动摇了市场信念，强烈呼吁政府介入时要抓住危机时期进行社会政策的改革。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欧美社会福利政策及其危机本质的研究”（12BZZ006）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