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时代意义暨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2）

（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产生是国际格局变化对中国发展的要求

国际力量对比是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形成的基础，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必然引起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国际秩序的调整。当今世界时代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但由于新一轮权力转移的出现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主导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存在的弊端愈发凸显，进而引发了各种矛盾和冲突，因此，各方要求变革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呼声日益强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以美苏为中心，以华沙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两大军事集团对立、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对抗为特点的两极格局。随着苏联解体，国际格局由两极格局转变为“一超多强”格局。其基本特征是: 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并努力打造单极世界;中国、俄罗斯、欧盟、日本等多强在国际事务中仍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单极世界的形成。进入21世纪，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持续变化，传统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的力量在下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进入国际政治经济的中心舞台。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决意报一箭之仇，接连发起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得到了全部盟友的支持和世界多数国家的同情。然而，仅两年后，当美国绕过联合国以不充分的理由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却遭到相当多国家的反对，甚至法国和德国这两个北约重要成员也同俄罗斯联手反对这场不义之战，从而导致西方世界分裂，使美国政府政治上、道义上更加弧立。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更进一步重创了美国的软硬实力。美国的实力和形象因两场战争已遭损伤，华尔街泡沫演变成的金融海啸殃及全球，更使美国金融与经济连遭重创，社会与民众心理饱受打击。以此次金融危机为分水岭，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呈现颓势，新兴经济体国家展现活力，实力和地位相对上升。尤其是中国经济逆势而起，2008年中国GDP总量为4.22万亿美元，不到美国GDP总量14.33万亿美元的1/3，2015年中国GDP总量达10.8万亿美元，已接近美国GDP总量17.9万亿美元的60%。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和影响越来越大，成为事实上的世界经济新引擎。随着综合实力的增强，中国国际地位空前提升。作为新兴国家中发展势头最好、崛起速度最快的国家，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客观上推动了国际力量对比的改变，使得国际格局朝着偏离美国一超独霸的方向发展。国际社会对中国快速壮大虽然存在矛盾心理，但依然期望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平稳健康发展，更多地支持和参与到国际治理新格局中，这样有利于新的国际秩序的形成。

尤其是随着当今世界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应对气候变化、难民问题、打击恐怖主义、防范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战增多，适应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要求，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已是大势所趋。中国与新兴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推动国际利益格局调整，进而促成国际秩序变革，既是出于自我利益需求，也是崛起大国的一种责任。我们不仅要看到我国发展对世界的要求，也要看到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待。要积极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治理体系的变革，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切实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要推动建设国际经济金融领域、新兴领域、周边区域合作等方面的新机制新规则，推动建设和完善区域合作机制，加强周边区域合作，加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

国际体系的实力对比与国际格局之间存在着动态平衡和相互匹配的关系，新的国际格局需要以新的实力对比作为参照，新兴国家推动国际格局变革必须有不断增强的实力基础为后盾。为了推动国际力量对比进一步朝着对新兴国家有利的方向发展，中国需要继续保持国力提升的规模和速度，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不应只是经济实力，而应是包括软实力在内的全方位的崛起。只有提升包括软、硬实力在内的国家综合实力，中国才能继续推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结构向着均衡的方向发展，进而改变不合理的利益格局和国际秩序。当今世界各种力量较量的关键、实力对比和博弈的核心是看谁的模式更有生命力、吸引力，本质上就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所以，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产生和形成不仅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也是世界格局变化对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的要求。

（三）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产生顺应了党的伟大事业的要求和人民的期待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儿女的百年愿望和热切期待。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中华民族的复兴具有内在逻辑必然性。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中华民族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人民遭受的折磨和苦难世所罕见。中华民族的复兴任重道远，历史的分为立国（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富国和强国三个阶段。毛泽东等老一辈共产党人经过艰难困苦、浴血奋斗，完成了立国的任务，并为富国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邓小平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通过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了富裕的道路，并为强国奠定了基础；如何治理好国家，使中国更加富裕，并在富裕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大起来，这就成为历史赋予以习近平等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使命。

纵观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全新社会，是一个在实践中没有解决好的重大课题。我们这么说，并不是苛求前人，仅仅是指解决这个课题的艰巨性和极端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有许多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但是他们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更没有遇到后来社会主义囯家所面临的大范围、全局性、长时间的矛盾和问题，因而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为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国家提出可行方案。

列宁虽然经历了几年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他生前也已经看到了社会主义实践中产生的问题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预计，而且在初步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方面也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政策措施，但是由于列宁过早去世，因而对于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来得及进行深入探索和持续实践，更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后来的苏联领导人虽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分析和总结苏联失败的经验教训，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没有解决好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并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正是导致苏联国亡政息的重要原因。

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也遇到了如何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问题。在没有现成经验的情况下，我们一度照搬了苏联模式，但很快发现苏联治理社会的模式不适合我国国情，我们较快地作出了调整，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重要成果。20世纪50-60年代，毛泽东发表的两部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集中体现了我们党这一时期在这方面的探索成果。但是总体来看，改革开放前，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上还没有找到一种完全符合我国实际的治理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视角思考国家治理问题。经过38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我们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的来看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立国）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使国家逐步富裕（富国）的历程我们己经走过；而如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如何治党治国治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逐步走向富裕强大（强国），这个任务己经历史地落到了当代以及后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逻辑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逻辑的统一、国际格局变化和国际秩序调整与中国发展内在要求的统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亿万人民群众期待和愿望的统一，其产生和形成反映了历史的要求、人民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