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时代意义暨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4）

（三）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

社会结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者解释、分析社会历史的一种基本方法。马克思认为，社会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在现实中又时常表现为一种结构性关系，因而应把社会理解为一种在矛盾运动作用下不断变化与发展的有机的整体构成物。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有四个核心要素，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经济因素）、上层建筑（政治、文化因素）。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剖析,对唯物史观社会结构理论作了集中论述，他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6］(P32)在这里，马克思向我们呈现了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完整景象，使社会成为一个以经济结构为基础、各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显著特征是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认为社会结构是一个由各要素组成的系统，而每一个系统又都有其特定的结构，每一个结构都是由其子系统构成；必须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要认真分析社会结构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以便对社会发展变化的原因做出解释；社会结构的内在要素以某种相对稳定的方式联结在一起，表现出一定的协同性，正是因为结构要素各自之间的这种协调、协作形成了协同效应，推动了事物的发展。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阐释了社会结构的一般原理且其创建是从资产阶级社会这一典型形态入手的，所以对于不同时期、具体国家社会结构的分析最主要的是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运用于中国现实，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社会结构理论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特征。它是由目标系统（近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可以置换为中期、远期目标）、动力系统（全面深化改革）、平衡系统（全面依法治国）和导航系统（全面从严治党）组成的社会大系统。系统中的每个要素又都是一个子系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社会全面发展进步与人的幸福指数提高；全面深化改革是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全面依法治国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落实从严治党责任，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把党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一个社会的发展必须有目标指向、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导航机制，如同一列奔驰的列车，缺乏目标系统就会失去前进方向，缺乏动力系统就会失去前进动力，缺乏平衡系统就会侧翻倾覆，缺乏导航系统就可能倒行逆施，因而“四个全面”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必须协同推进，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取得新的发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进行了创新性的理论发展和实践运用,使这一理论具有了新的时代内涵与意义。

（四）提出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新论断、新观点，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分析，揭示了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共同胜利”基础上的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主要内容包括：消灭私有制，生产资料社会占有；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实行按需分配，低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对社会生产实行有计划调节等。列宁的社会主义“一国胜利”学说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胜利说”，创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路径理论，领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包括革命和建设理论在内的完整系统的理论。但由于种种原因，列宁仅完成了理论创新的一半，即仅创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而未能创新其建设理论。十月革命后，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却在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上的新社会去建设；还必须发展商品市场经济，发挥资本促进生产力发展作用的社会主义，却采取了消灭商品经济、消灭资本的措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从而使世界社会主义一度陷入了困境，进而导致在两种制度竞争中社会主义国家的暂时失利。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在推进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实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创新和突破，开辟了人类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的新途径。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8年的快速发展，我国顺利完成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由一个单一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向开放的融入全球市场体系的开放经济转型，取得了辉煌成绩。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这个时期,增长速度开始换挡，结构调整出现阵痛，传统增长方式亟待转型，传统生产要素边际效应递减，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更加突出。这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长动力、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方向必须转换，要寻求经济发展“新”的路径，也向我们提出了创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课题。由于中国之“大国经济”的特殊性，注定了传统发展中国家经验和传统经济学理论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因此，中国必须通过改革实践进一步创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将现阶段的中国经济社会状况概括为“新常态”，明确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并根据时代和实践的要求，围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战略思想，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国有企业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把国有企业做大做优做强；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等。这些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进一步创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书写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