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时代意义暨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扎根中国大地、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系统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并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两大理论成果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前进的潮流，迎来了民族伟大复兴的灿烂曙光。

当今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当今世界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暗流涌动，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日趋激烈。作为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大国，中国有责任也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P544）。”新的伟大实践要求我们党适应新的情况、迎接新的挑战、创造新的思想、培育新的理念、提出新的战略，引领新的伟大斗争。今日之中国，为了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就必须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从而把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顺应历史和时代要求，深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精辟分析我国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和文章，在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认识的同时，探索和回答了怎样治理国家、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大问题，形成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集中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与世界实际相结合的新的历史飞跃，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一、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产生顺应了历史潮流和时代要求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2］(P284)一个政党在某一时期要完成的历史使命，一代领导人要解决的时代课题，都是由当时的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决定的。今天的中国，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集中起来，就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的：“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P512)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是由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世界格局的新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决定的，符合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规律、时代逻辑和现实要求，具有历史必然性。

（一）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产生是当代中国社会矛盾运动规律决定的

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国家是前所未有的事业，必须进行艰辛的探索，但这种探索是有规律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是由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运动决定的，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现实要求的统一。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主要任务是实现民族复兴。民族复兴的内容和任务是由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面临的紧迫任务是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赶走帝国主义、推翻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新中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一五”时期国家各方面的建设得到大发展。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层级低了不行高了也不行。在国际形势和亿万劳动群众生产热情的鼓舞下，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经济规律的要求，想片面地通过生产关系变革，搞一大二公，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结果事与愿违，影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了进一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从解放生产力入手，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了适当调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地增强了社会发展活力和动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思想大解放、生产力大发展、社会财富大增加、国家实力大提高、人民生活大改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溯源这些变化，根本原因在于改革把中国社会内在的生机和活力极大地激发了出来。然而，事情总有两面性，就在我们把中国搞活的同时，却出现了许多乱象。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强调“放开”，之后又进一步强调“放活”，为经济建设“松绑”；这时虽然也强调“两手抓”，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一手硬”“一手软”，开始出现淡化主流意识形态、放弃“原则”的现象，出现了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象；接下来则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放松”、“放任”，对党员干部放松了纪律和规矩要求，一些人放松世界观、人生观改造，思想道德严重滑坡，出现了有权就任性、有钱就任性、有嘴就任性，有的人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想去哪里去哪里；极少数人受到敌对势力追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走向“放荡”或“放肆”，做人做事用权毫无底线，践踏一切党纪国法，这些乱象的产生不仅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使我们党面临“四大危险”。

党内和社会上的各种乱像，引起人们对党的命运、国家命运的担忧。这就要求我们治乱，建设一个活而有序（搞活，不能搞乱；治乱，不能治死）的社会。从而解决伴随改革发展而来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把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这个阶段主要矛盾没有变，但矛盾两个方面的内涵都有了变化。人民需求方面不再是解决基本温饱问题，而是逐步提高生活质量、追求健康幸福；社会生产方面部分低端产业产能过剩，需要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品质量，以满足人民需要。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高度融合和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当下的中国出现了利益多元、观念多样、思想多变。中国社会处在结构调整、力量转移、利益博弈、思想分化、转型升级和小康决胜阶段，然而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是“现代国家治理跟不上。”

这一问题体现出的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一方面要继续解放生产力（生产方面加强供给测结构改革，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要解决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方面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一是进一步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实现形式问题，二是解决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地位及相互关系，建立和谐劳动关系，三是在分配、交换、消费关系中，更加注重公平正义，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四是要解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制度现代化问题，解决制度执行力问题。在这个阶段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怎样治理国家的问题突显出来了，这就是社会历史发展和我们所处的时代给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重大历史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