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艳：美国网络意识形态输出战略没有变（2）

三、美国进行网络意识形态输出的基本方式

如上所述，美国正在加紧利用互联网这一新技术工具对所谓“非民主国家”进行意识形态输出，试图通过改造目标国，来实现自身的国家安全、维护世界霸主地位。近年来，美国利用互联网对中国进行的“民主化”改造步伐日趋紧迫、节节升温。对此，美国采取了制造舆论声势、引导政治话语向大众话语的转化、建立对美国政治价值观的认同机制等方式。

1.升级传播模式。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网络时代开启了一种全新的信息传播模式。美国著名IT专栏作家丹·吉尔莫在《自媒体》一书中提出：“传播方式已经完成了转变。出版社和广播是一对多的媒介，电话是一对一，现在我们有了想怎样就怎样的媒介：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显著深化，美国政府致力于推动“公共外交”适应信息文化的转变，充分利用网络技术突破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外交模式，甚至提出打造与星巴克商业模式相似的未来外交模式，实现公共外交的“去中心化”和“扁平化”。可见，意识形态输出向多中心、多层次之间的联动成了美国政府的重要战略任务。此外，基于网络的意识形态输出之“草根”特性更加突显，美国将越来越多地倚重网络技术转变“隔离之墙”：将网页瞄准特定的地区；运用播客将电视演讲传播到世界各地；利用YouTube对中东地区的青年进行“民主”价值观的影响。这种全面倚重互联网Web2.0时代新媒体技术进行意识形态输出的新方式，被奥巴马政府称为公共外交2.0，其目标是使美国的声音传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2.争夺传播平台。互联网作为领土、领海、领空之外的第四种主权空间，已经取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基于社交媒体的、交互性强的互联网已经成为国内外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战场。事实上，美国近年来对华传播的重点也放在了博客、微博、播客等网络新媒体领域。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委员温布什表示：“我们将重点放在数字领域，是因为互联网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受众活跃的地方。”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全球意识形态输出的主要对象。近年来，网络空间中此起彼伏的意识形态较量、舆论交锋屡屡显现出境外势力的操纵之手，美国政府通过企业资本入股、培植代言人等方式试图控制我国网络传播平台、引导舆论走向的目的日益明显，对于我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

3.形成传播链条。网络已经成为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阵地，美国政府在我国物色网络运营的代理人，栽培代表其利益的网络意见领袖，建设网络水军队伍，还组织一些法轮功、民运、宗教极端势力等反共分子进入网络舆论场，致使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充斥于网络信息平台，反共反华的书籍在网络空间屡屡出现，严重地搅乱着人们的思想，撕裂着社会共识。从美国反华势力挑起的网络意识形态论争的发生发展轨迹来看，包括境外指挥部、国内据点、网络大V、网络水军四级在内的较为系统性的网络意识形态敌军已经初具规模。如今，在一些网络舆论场上，舆论走向已经呈现出了被其操控的特征。通过建构网络舆论传播链条，美国反华势力及其代言人利用网络信息碎片化传播的特点，对于悠久的中国历史进行选择性失忆，对于当今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进行选择性失明，极力煽动群众和党离心离德，成为当今一些地方官民关系紧张的重要肇事者。不仅如此，美国通过建设网络舆论传播链条，也希冀在中国社会形成一些具有亲美特征的社会组织，扶植其发展成为代表美国利益的政治势力，进而影响中国的政治进程和发展趋势。

4.掌控舆论导向。通过争夺传播平台、形成传播链条等方式，美国意识形态在中国互联网空间得到迅速蔓延，并且试图掌握舆论导向。根据俄罗斯学者谢·卡拉·穆尔扎对苏联意识形态瓦解历史教训的总结，美国对苏联的意识形态的操纵导致了苏联自行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严重后果。这种意识形态操纵的手法是“我们不强迫你去做，我们要潜入你的心灵，进入你的潜意识，达到你自己愿意去做”。（［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这一手法在瓦解苏联的过程中得逞以后，21世纪以来，该手法开始与互联网紧密结合，形成了“网络外交”的新方式。从2009年伊朗大选、2011年中东北非地区“颜色革命”等事件来看，美国“网络外交”的成熟度更高、效力更大，具有改变目标国政治格局的巨大力量。

通过回顾历史不难看出，美国的网络意识形态输出战略已经比较成熟，而且收获了巨大的经济、政治利益，对此，美国一些官员毫不隐晦地提出“决定美国资本主义命运和前途的是意识形态，而不是武装力量”，“社会主义国家投入西方怀抱，将从互联网开始”，网络意识形态输出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的一个重要施政方针。一段时间以来，特朗普频繁抛出“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计划增加军费预算等言论，这一系列举动表明，特朗普并没有打算放弃干涉主义的对外政策。对此，我们应该有所预见和前瞻，并且给予积极关注、防范和应对。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一等〉［2016M600170］和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青年骨干个人项目［2015000020124G04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