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旭：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合理（2）

大力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历史地看，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格局下，现实主义始终是其认识和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导性理念与思维。这种理念和思维具有存在的现实环境和土壤，但不断凸显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也在不断地呼唤一种全球主义、世界主义的视野和思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就代表了这一趋势与走向。“我们应该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对于中国而言，不仅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而且要争取对全球治理作出特殊贡献。“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着力点之一就是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互利合作格局，承担国际责任义务，扩大同各国利益汇合，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都为全球治理变革注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各国体量有大小、国力有强弱、发展有先后，但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权利。”在全球治理变革中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要主张世界不同国家，无论其发展程度如何，都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要素，都有维护自己平等地位的权利以及承认和尊重他国平等地位的义务。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曾提出：“不同的文化类型应当超越各自传统和生活形式的基本价值的局限，作为平等的对话伙伴相互尊重，并在一种和谐友好的气氛中消除误解，摈弃成见，以便共同探讨对于人类和世界的未来有关的重大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应当作为国际交往的伦理原则得到普遍遵守。”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更加深入人心，在全球发展走向更加多元化，多样性文明更加展开频繁交流和对话的今天，必须抛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思维，自觉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客观理性看待别国发展壮大和政策理念，努力求同存异、聚同化异。

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全球化时代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日趋增多，但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从某种意义上，合作可以被看作是进行全球治理的一种最基本方式，没有合作几乎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一部全球治理发展史就是一部合作进化史。尤其是近现代社会中普遍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合作，更是人类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一个巨大成就。当我们面对日益紧迫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生态环境危机，面对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之间的矛盾乃至冲突、战争等问题时，都应当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虽然在当前的世界中，因为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的差异而产生的分歧和矛盾仍然大量存在，但是合作却是绝对必要的。否认合作，任何世界性的重大问题都无法解决；退出合作也将意味着全球治理变革路径的迷失。

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实现和平与安全始终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当今世界，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时空领域更加宽广。各国人民命运与共、唇齿相依，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脱离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也没有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要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共同安全，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综合安全，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合作安全，就是要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聚同化异、和睦相处，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可持续安全，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

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在创造着自己的文明，总是在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以及相应的语言、哲学、科学、文学艺术、伦理、宗教、公共机构、国家、政治、法律、技术等文化体系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独特性。“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曾提出：“为了持有一种公允的、平衡的全球观点，我们必须抛弃自己的幻觉，即某个特定的国家、文明和宗教，因恰好属于我们自身，便把它当作中心并以为它比其他文明要优越。”在全球化日益向纵深发展的今天，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包容文明的差异性，无论从文明多样、文化差异的角度讲，还是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模式多样化的角度看，都是一种新的全球治理观。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