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军：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历程（9）

第四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自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内容非常丰富，仅文化自觉的角度就可以从很多方面来展开讲。我这里仅讲两个胜利：一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通过这两个胜利来讲文化自觉，它不单是一个文化上认识的过程，同时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不仅能够言，而且能够行，落实到行动上来。

（一）抗战胜利与文化自觉的关系

抗日战争的胜利，一定程度上讲是中国人的文化自觉，落实为行动的产物，是文化自觉行动的一个结果。抗日战争实际上非常值得我们反省。我一直认为，我们对抗日战争的意义从文化上反省的非常不够。就近代而言，从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这一系列事件都是在前者失败的基础之上不断前行的。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我们一次次失败，只有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但是由于这场战争我们取得了胜利，胜利不久我们又进入了解放战争，所以我觉得，从文化方面对这场战争的反思还有所欠缺。比如，我们要反思为什么中国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大的空间，却败给了一个人口远远少于我们的国家？我们需要从文化上反思，为什么我们会差点沦为人口那么少的国家的殖民地？我们还可以反思，在抗日战争的过程当中，有多少的中国人沦为了汉奸，变成了伪军，比如出卖抗日联军英雄杨靖宇的，恰恰是我们的同胞。当然，今天我着重讲的是，在抗日战争当中文化自觉起到的积极地作用。

我这里讲两个人物，一个是史学家钱穆。钱穆是一介书生，在抗战最困难的时候，他想到的是用自己的学术，为民族抗战贡献一点力量，他写了一本书叫《国史大纲》。在史学研究中，他把抗日战争放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当中进行综合考量，得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他说，抗日战争在整个中国历史当中，不过是短短的一节。按照中国五千年历史的发展规律看，胜利必然属于中国，中国不会亡。他说，中国历史一以贯之，从来没有间断过，这里面一定有我们历史、文化内在的生机和活力。中国在历史上经历了无数的大风大浪，都挺了过来，所以当下日本侵华，也灭亡不了中国，中国不仅不会亡，今后还会继续复兴起来。在他看来，近代中国的衰落不过是中华民族一时生了一场小病，抗日战争最终的胜利属于中国，中华民族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够复兴起来。

钱穆先生写这本书，发表这些言论的时候，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社会上充满了“亡国论”，充满了悲观的情绪。在“亡国论”和悲观情绪的氛围之下，一个史学家敢于用他所学、用他的观察、用他的理性、用他的知识，来给国人一个交代、一个回答，来鼓舞国人，给国人信心——中国不会亡，我想这是一种文化的自觉。

另外一个例子是文学家郑振铎，他有一个短篇小说叫《最后一课》。在1941年，大半个中国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下，1941年12月8日，上海作为一个“孤岛”，也沦陷了。当时正在上海暨南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在日寇侵略的当天，在日寇进入校园之前，他上完了“最后一课”。他给学生讲的最后的一句话是不忘叮嘱学生：“今天是我给你们上中国文学史的最后一课。要永远记住，我们是中国人！”今天，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讲，“我们是中国人”是很普通的一句话，但是在一个国家将要沦亡的时候，一个知识分子在叮嘱他的学生：在国家将要沦亡的时候，你们不要变节，你们要永远记住，我们是中国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知识分子的气节。

在抗日战争期间，郑振铎的一些日本朋友，曾经通过各种手段劝说他为日本人服务，他都严词拒绝了。当时不为日本人做事的人，经常遭到杀害，生活在恐怖之下。但是郑振铎无论是面对敌人的恐吓，还是敌人的收买，都毫不动色，可以说“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那么，抗战期间像郑振铎先生这样的文人，他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气节和风骨，恰恰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产物。

抗日战争期间，不仅中国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中国绝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觉悟开来，都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这就是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这是民族精神的一种自觉；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这是一种民主精神的自觉。从民族精神的自觉和民主精神的自觉，可以看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赢得抗战胜利是跟文化自觉密切相关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抗日战争也可以说代表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精神的最伟大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