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军：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历程（10）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与文化自觉的关系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样离不开中国人的文化自觉。第一，科学的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核是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内核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时期讲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一种新的信仰，比如我们常说的夏明翰的那四句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也就是说，为了他的信仰，为了主义，他敢于断头，献出个人的生命都在所不惜，这体现了信仰的坚定性。在此之前，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信仰的是三纲五常。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的信仰变了，不仅仅是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得到了快速发展。从1921年建党之初有50多人，到1927年已经达到了5.8万人，这不是成十倍、成百倍，这是成千倍地在增长。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期，我们已经有120万人。从50多人到120万人，从1921年到1945年，也就是二十几年的时间，有这么多的人信仰马克思主义。那么，这种信仰有没有它的道理呢？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信仰，是有内在根据的。用今天的话来讲，马克思主义代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理论。

我们最近在研究国共两党的历史，跟共产党相比，国民党在理论上是不成体系的。比如，我们今天整理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版已经达到了50卷（53册），第二版拟出版60卷。在人类历史上，除去马克思恩格斯，还有哪一位思想家或大学者，有这么浩瀚的成系统的学说？不仅有系统的学说，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检验，又总结出了一系列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其中一条原因在于，他们掌握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学说。

第二，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时期非常注重民族的形式。由于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学说，那么，我们拿过来对于我们国家有没有用、如何去用，这需要探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近些年来我们叫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提法在1938年毛泽东所写的《论新阶段》里已经提出来了，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是简单地拿来就可以的，它必须跟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跟中国的民族文化相结合。

在新民主主义的过程当中，中国共产党人同“左”和“右”进行了不间断的斗争，实际上可以说就是一个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我们还可以借助毛泽东提出的一个关键词，来看一下这时期中国人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词就是大家熟知的“实事求是”。我们今天到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个词，但实际上“实事求是”这个词一开始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专用名词，它最早出现在《汉书》里。《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里面，用实事求是来表彰河间献王刘德的美德，说河间献王这个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后来的学者对这个“实事求是”做了一个注释，说所谓的实事求是就是求真。考据学家把实事求是作为一种治学的精神，强调在比较全面地占有材料之上，得出结论。后来又把实事求是作为对现实的一种关怀。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实事求是。

但是，毛泽东正是利用了中国古代大家比较熟悉的“实事求是”这一个词语，在它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更容易让人理解。毛泽东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去找出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直到今天，很多人都不清楚什么叫科学精神。就像新儒家梁漱溟讲的，中国文化骨子里面缺乏一种科学精神。但是在这里，毛泽东把西方的理性、西方的科学、西方文化的，借助于我们传统的成语——实事求是，解释出来了。直到今天，大家仍觉得用起来得心应手，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