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的文化自觉：人文经济学推理

【摘要】以发展经济学关照“中国模式”，所蕴含人的全面发展理念具有三个指向，即追求广大民众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现代化、基于全民社会均衡福利的经济社会化和关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全球化。从文化经济学视野，反思和纠正韦伯判断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结合东亚奇迹的亚洲价值观的有效性，建立对于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文化基因与“中国道路”的自觉自信。在当代态和历时态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回归到中国自身的内生人文经济学的系统性分析，我们发现，以人为本在中国发展道路上一以贯之，中国始终秉持“人文化成”的和平发展观，具体在当下就是文化强国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即便是从现代市场经济增长的意义上，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实施改革开放发展政策以来，显然具有了一般市场体制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些普遍性特征，比如市场化配置资源效率提升、民营企业产权激励生产率提高、金融市场繁荣带动投资旺盛、开放统一国际市场体系保障贸易畅通发达等等，但“中国模式”的特殊性也已经被充分感知并得到广泛讨论，比如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形成的市场稳定效应、政府主导市场经济带来基建的高效与红利、庞大人口有效组织迸发巨大生产活力、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并快速实现精准脱贫，等等。那么，“中国模式”在何种意义上是有别于其他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独特类型？这种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其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和可复制可推广的稳定与普适性？

本文首先尝试从发展经济学的特定视角去梳理当代具体实践的“中国模式”所蕴含的人的全面发展理念；然后借助文化经济学的学术视野，将“中国模式”放在具有显著连续性的“中国道路”历史传承发展系统中，探讨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文化基因与内生动能；由此回归本源的人文经济学再去检视中国发展道路，人本主义总体特征与基本导向，“人文化成”和平发展观，文化强国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些中国发展道路的实质性内涵就连贯明确了。

一、发展经济学视角：以人的全面发展看待“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不能仅仅是若干特色实践经验，也不是若干有效政策效应可以概括的，应该是具有一个内生价值内核的有机发展体系。相对于一般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体系相对而言更适合对于“中国模式”的认知与理解。一般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探讨经济体的总量增幅及其结构、动力等问题，发展经济学相对而言是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做统筹性相关性的整体研究。一般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探讨市场经济较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量问题，前提是市场本身已经比较成熟稳定，而且假定经济发展是个相对自治和独立的进程。一般经济增长理论对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些特定领域，比如货币金融、资本市场、进出口贸易等，是有其适用性和解释力的。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显然不是一般市场经济模式，况且，国有企业这样的关键市场主体都并非理性利润算计的一般经济人，尤其是中国的市场发展、财富配置等核心经济问题往往直接融入政治、社会、文化乃至生态建设等国家治理体系中。发展经济学相对来说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象、特征、态势等总体性问题更为适应和有效，不过，这也是需要将发展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与中国发展的具体实践进行深度结合才会真正有理论解释力和学术探索力。

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去审视中国的当代经济发展，总体上可以看出“中国模式”有别于其他市场经济体的主要特征是显著地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诉求。具体来看，至少有以下三点可以明显识别：

1．“中国模式”是追求广大民众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现代化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从严格管控的计划经济体系逐步朝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机制转型，以总体上公有制保障兜底社会经济安全与民生底线的同时，逐步释放并激活全社会各类市场主体的生产力和创造力，从而实现了前三十年（2010年前）国民经济产值保持两位数的超高速发展中国奇迹。在最近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基调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这种转型在社会发展层面的诉求就是，动员举国力量，尽快实现总体上的精准扶贫脱贫，稳健推进乡村繁荣振兴，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国家治理社会发展的关键任务来推进。

改革开放推动经济高速增长进而主动开展高质量转型的“中国模式”，如果说这个跌宕起伏的社会经济发展大潮中有什么核心主线的话，那就是追求并保障广大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无论是高速度增长还是高质量发展，最大多数民众价值的实现及其利益最大化是其中的主基调和基本特征。改革开放前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以高效率的体制机制，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带动更多人富裕，同时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格局保障了中国经济在超高速发展进程中的稳健，国力的迅速提升也为基本公共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的建设发展创造了优越条件，这也成为中国经济总体高速而健康的增长营造了更优环境。这种经济增长与社会改善的良性循环增长，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民众，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和生活品质与整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基本同步提升。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和环境条件约束越来越吃紧的时点，中国政府果断提出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型的战略性决策，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在最近十年来进入着力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升级发展、优化社会公共设施建设与服务品质、充分保障基本民生、推进社会财富合理分配等高质量高水平导向的新时期。

“发展是硬道理”。从中国的发展实践来看，这个“硬道理”并非绝对经济增长意义上的，而是通过发展来保障中国这个庞大人口国家中最大多数人的生存发展权，最大程度地实现最大多数民众的综合利益最大化和最优化，这是“中国模式”的“硬道理”。

2．“中国模式”是基于全民社会均衡福利的经济社会化

作为全球最负盛名的发展经济学家之一，阿马蒂亚·森享有“经济学的良心”赞誉，他的发展思想直接影响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体系架构，他对于“中国模式”的分析卓有成效并影响深远。阿马蒂亚·森在其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分析所谓“亚洲奇迹”时认为，这不是经济改革的社会后果，而是社会改革的经济后果。市场经济在这样的社会发展基础上繁荣起来，就像印度最近认识到的那样，缺乏社会发展会严重阻碍经济发展。进而他在分析中国的发展现象时很有创见地提出，中国改革后经济高速增长其实是改革前一系列深刻社会变革“无意造成的正面后果”，比如土地改革、普及识字、扩大公共医疗保健等政策，对改革后的经济增长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后的中国受益于改革前中国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应该得到更多的承认。这也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的超高速经济增长并非全部来自经济制度变革的效应，其经济增长的社会发展前因及后果，其实根基都在以最广大人民的幸福生活为圭臬的社会经济发展理念上，这才是“中国模式”的真谛。

正如阿马蒂亚·森所发现的那样，中国式现代化受益于并非精心设计的全民普惠福利及其所形成的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与系统能量，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提升最广大民众社会福利普惠水平的内生动能也就顺理成章了。“中国模式”之所以成立，之所以有别于欧美模式或者东亚模式，所谓大政府、强干预、重基建等其实都是“中国模式”核心精神的衍生现象或表层特征。“中国模式”的精神内核从文化传承与人文价值谱系的深度分析在后文会专题开展，仅就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成长的巨大成就所引发的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如果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将各种特征性鲜明的表征放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经济制度重大变革前后七十多年的整体发展格局中来统筹分析，不难发现，对于所有民众社会福利的普惠努力，以及在经济发展中始终把社会效益作为核心目标，这些其实是社会与经济得以良性协同发展的关键原因。

3．“中国模式”是关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全球化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积极倡导和推进者，中国发展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和全球发展互惠共享，“中国模式”不仅是中国内部发展模式，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互惠共赢可持续发展模式。

从全球格局去认知和理解“中国模式”，这基于中国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路径的历史实践。中国近代百年历程充分说明，中国不能与世隔绝闭关锁国，只有积极开放，以有容乃大的胸怀气度拥抱这个世界，中国才能真正发展强大，人民才会真正自由幸福。中国需要全球的市场、资源、资本、人才等经济增长要素，中国人民也需要在开放的世界中合作共赢、互鉴交流、学习提升、互通有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毫无疑问得益于全球市场，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的经济发展事实直接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内生效应，而社会发展的具体表征就是最广大民众的基本权益和价值诉求得到充分保障和有效满足，开放的国际环境，这不仅给中国民众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也给了中国民众更广阔的获取财富的市场，这显然符合前述“中国模式”的核心价值，其实这也是“中国模式”得以成功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