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军：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历程（7）

（二）中西比较中的抉择：自觉追求民主与科学

与从文化上感觉到中国自身的不足相辅相成，通过中西的比较，这一时期新文化人采取一种非常激烈、彻底的方式。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撰文指出，“国人而欲摆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就是说不再做这种野蛮的、落后的民族，那么我们现在只有奋起直追，必须“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也就是说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中国人要想改变国家的落后，改变国民的落后，建立一个自由、独立、富强的国家，那么我们必须奋起直追，要讲科学、讲民主。

在讲科学、讲民主方面，他们非常具有坚决性。陈独秀曾经讲过，为了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和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从陈独秀这句话里面可以看到，当时的新文化人为了追求民主和科学，他们的态度是异常坚决的。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们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我，也可以反观他们追求民主和科学的决心和意志。

（三）中西比较中的抉择：“打孔家店”

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多次对孔教和儒家文化提出批评，胡适、鲁迅、吴虞等人也都对儒家文化提出了激烈的批评。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一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是‘吃人’。”这如同晴天霹雳，对中国人来讲，礼代表了一切。有人说，整个中国文化史的核心就是“礼”。我们常讲礼仪之邦，说中国人最讲礼仪文明。但现在鲁迅却说历史里面的“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吃人”。吴虞在看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之后写了一篇文章，叫《吃人与礼教》。他在《吃人与礼教》里面这样讲：“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把鲁迅在《狂人日记》里面所讲的那几句话，进一步的上升到新的高度。

正因为这几句话，近些年来我们在讲国学、传统文化的时候，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孔教，打孔家店，是搞错了方向。那么，孔教（礼教）在当时应不应当批判呢？我们要回到历史，不能仅从前人的文章里摘出几句话，就认为他们当时过火了，偏激了。我这里有一些资料，简单给大家讲一下。

“礼教”，顾名思义就是以礼为教。在先秦时期，各家各派都在讲礼教，并不是儒家一家讲礼教。礼教在整个古代社会，对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提高国民的素质，曾经起到过积极的意义。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礼教却成为了束缚人的思想，出现了病态，这种病态到了晚清之后尤为惨烈。

这里举几个例子。同治二年（1863年），安徽六安允许入祠的殉身妇女达到了1887人。也就是说有1887人为了名节而殉身。山东莱州在同治二年的七月有3282人为了名节献出宝贵的生命。另外，根据同治朝的《徐州府志》记载，从清朝初期到同治年间，丈夫去世了，为了丈夫守节的妇女达到了4151人，遇到战争献出生命的人有1381人，丈夫去世之后陪葬的有918人，没有结婚为了得到贞节之名殉烈的有146人。成百上千的人，特别是妇女，为了成就自己的贞节之名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安徽桐城是程朱理学的一个重要据点，同时也造就了一批贞女、烈女。桐城地区在明代的烈女祠里面供奉了93个人，到了道光中叶，所祀妇女已经达到了2774人。从93人到2774人，仅仅百年，数量已经是几十倍、上百倍地增长。

福建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程朱理学的一个重要地方。在这个地方，从不同的文人笔记里面都可以看到一种当地风俗，年轻的少妇丈夫死去以后，她的父亲和兄长就会逼迫她成就贞节之名，这一天他们会敲锣打鼓，让这位少妇坐在花轿里面游街庆祝，游街庆祝之后让这个女子在众目睽睽之下自尽，甚至旁边没有成家的小孩，还要去摸一摸这位自尽女子的衣服，沾一点喜气，将来早得贵子。

从这些例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礼教到了近代已经发展到令人发指、灭绝人性的地步，也可以说礼教已经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而是传统文化的一个严重病态。正是针对这种现象，“五四”时期新文化人把孔教、礼教，把“孔家店”作为自己批判和打击的对象。今天我们大学里的男女生自由恋爱，说说笑笑，同在一间教室上课。但是如果往前推100年，男女生同校都是一件新鲜的事情，甚至清朝末年曾经出现这样的规定：北京万生园（动物园）男性和女性不能同日游览，比如一、三、五和星期天对男性开放，二、四、六对女性开放；一些女子中学或者女子大学，不允许男老师住在学校里，甚至要求老师上课时候必须两目仰视，不看学生。这些都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礼教、中国伦理道德出现了严重问题。正是针对这些，“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等人对传统文化提出了激烈的批判。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历史背景，还认为他们是无端生事，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结合我刚才讲到的中国传统礼教的这些问题，鲁迅等人恰恰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破坏，而是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是对传统文化弊病的治疗。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打孔家店”体现了五四新文化人的一种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