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军：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历程

张昭军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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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历程，我分为四个阶段来讲。

第一个阶段:戊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自觉

戊戌新文化运动时期，首批先进的中国人觉醒过来，其中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为代表。戊戌维新时期的文化自觉我把它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

（一）重建中国文化的坐标系

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前，中国人谈论起文化、价值观念、人生理想、社会问题，往往采取一种纵向的思考方式，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放到历史里面去思考，做前后的比较。中国人往往比较崇拜上古三代，所以把先秦时期作为中国的黄金时代。这种单线的仅在中国文化里面进行的比较，往往身在此山中，却看不清此山的真面目。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严复等人开始重建中国文化的坐标系——把中国文化纳入到世界文化范围之内，也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来思考。

严复曾说，我通过学习西学之后，才知道中国文化从来都是“政教之少是而多非”，就是说中国的政治和教化，好的方面比较少，差的方面比较多。他说，我这是通过比较而得来的。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比较是非常重要的。过去，我们对自己文化的好与不好、优点和缺点，缺乏真切的把握。现在通过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认识，我们确立了新的坐标。我们需要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中国文化的好，包括我们圣人的精微之处，也需要通过与西方文化的比较，借用西方文化来说明。所以要重建中国文化的坐标系，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来看中国文化。

康有为得出了一个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判断，他说，中国是一个一统之国，但是这个一统的大国的政治制度是君主专制，比较保守，它治理天下采取的政策是比较粗疏的；泰西（西方）是列国争雄，它的君主、领导人都虚己而下士，士人都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他说，中国文化首先重视三纲五常，尊卑有阶，强调等级秩序；西方君民不仅讲平等，而且上下之间的消息是非常灵通的。通过这种比较，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在康有为、严复等人已经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诸多局限性。那么，重建中国文化的坐标系就成为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思想家们文化自觉的第一个重要方面。

重建文化坐标系，特别是以西方文化作为中国的参照系，它的重要意义我们可以从一个例子看出。在戊戌变法时期，著名经学家皮锡瑞的儿子——皮嘉佑曾经写了一首诗歌，叫《醒世歌》。在《醒世歌》里他说：“若把地图来参祥，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地球是圆的，中国不在地球的中央，对今天的小朋友来讲都是一个常识，但是当时这首诗发表以后，在知识界却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守旧的士大夫提出严重抗议，说中国之所以叫中国，是上天给中国人以中德，也就是说他用五行学说来解释我们为什么叫中国，来解释中国在中央不在边缘。当时士大夫阶层整体上还比较保守，缺乏世界的眼光。因此，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始把中国文化纳入到世界文化的范围之中来考察，来鉴别中国文化的优点和不足，它的意义是非同小可的。

（二）敢于自我剖析和自我批判

我们不能说中国古代对中国文化本身没有反省和批判，但是它反省和批判的力度，与戊戌变法时期是不可以比拟的。我这里举三个例子。

第一，批判官方哲学和主流学说。他们把批判的对象直指传统的四书五经。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等系列著作中，向儒家正统学说发起猛烈冲击。他认为，中国学术“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为伪经，非孔子之经也”。当时另外一个学者宋恕，指责当时的程朱理学：第一，“远乎公”。所谓的“远乎公”，是指程朱理学背离原始儒学“天下为公”、讲求民主的精神。第二，“远乎实”。什么意思？说程朱理学讲的这套东西，在现实面前苍白无力，根本就没有用。这是批判传统的四书五经，批判传统的理论体系。

第二，批判传统的人才制度。在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是选拔人才非常重要的制度。戊戌变法时期，知识界开始反思社会落后的原因。有一些人就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落后，之所以在战争中一败再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人才。而缺乏人才的原因，他们归结到了科举制度，主要针对八股取士制度。他们明确提出要废除八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