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文化自信的心理建构（2）

3.对于引领中国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我认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具有开创性的道路选择，这注定了其文化景观的与众不同。从根本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反映。由于改革开放的目的在于实现更好的发展，因此这种文化从主题上也就呈现为一种“发展的文化”。这其中，从解放思想、敢闯敢干，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从统筹兼顾、社会和谐，到“四个全面”“五大理念”，当代中国发展的每一个脚印都以文化的形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而诠释出了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三大主题。正如习近平所说：“三十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成就，加之新中国成立以后打下的基础，这是它得以站得住、行得远的重要基础。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这一点不容置疑。”因而，我们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先进的，就在于它代表了当代中国的发展趋势。从这个角度说，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是一种超越式的文化，它意味着不断地探索与变革，从而拓展中国发展的更多的可能性。反过来说，恰恰是这种文化内核中的开创性，注定了它的风险与代价，尤其在改革处于攻坚期与深水区，必然会带来诸多的问题，甚至在短期内不可能得到彻底的解决，而这些因素也投射到文化图景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孕育了负面情绪。然而，作为一种正常的文化形态，这些负面因素非但不会影响文化自身的成长，反而是推动这种文化走向成熟的动力之一，值得我们去尊重。

当然，从一个国家主体或民族主体的视角，我们能够得到对于自身文化的一般认知，并据此形成对于自身文化的直观判断。然而，如果仅仅以这些判断为基础来讨论文化自信，其结果往往是经不住推敲的，容易导致一种自信的“错觉”。其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我们一方面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十分认同，另一方面对于文化本身又不求甚解，或是把传统文化简单化、表面化、形式化，或是在具体的文化传承、文化保护等方面遭遇了很多困难，以至于长久以来，传统文化的复兴大潮看起来愈演愈烈，而文化流失的遗憾反倒成为我们当代人的心头之痛。又如，我们曾经引以为豪的革命精神逐渐失去了“劲道”，人们对于这种精神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理性，也更加冷静，却在不知不觉中遗失了这种文化的热血情怀与行动张力，其结果是我们虽然依然崇敬这种文化，却无法从中得到行动的驱动力，革命文化正在成为一种口头上的“热销品”、行动上的“奢侈品”。再如，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很多人理解的并不准确，有人用西方世界传递的价值体系作为标准来质疑我们自己文化的先进性，有人将“中国特色”误用滥用以至于将其妖魔化，有人说“中国特色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有人承认中国特色是成功的却否认它是先进的，有人强调中国的成功是“中国”的先进而非“社会主义”的先进，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意味着我们对自身文化认知并不系统、全面和深入。毕竟，在缺乏足够的文化对话与文化交往的基础上，我们文化自身中的很多价值还是被埋没的，也有很多问题是被遮蔽的。因而，以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为目的的“祛魅”，必须走向更深层次的文化交往。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的文化交往

纵观历史，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也就是文化交往的发展史。任何一种文化若要走向成熟、走向现代，只能通过更深层次的文化交往才能实现。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洞悉了未来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更传递出一种对更加广泛和深刻的文化交往的迫切期待。

1.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化意义

随着中国的发展、世界影响力的增强，中国有资格也有能力对人类未来的发展作出自己的理解，并向世界传递这种理解。无论是亲、诚、惠、容的新外交理念，还是全面、共同、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或是创设亚投行与丝路基金，都渗透出一种凝聚着浓厚中国韵味的观念体系。这种强调以和为贵、休戚与共、互养相成的未来图景，描述着一种多个命运主体相互纠缠的综合形态，我们把它称之为“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从全人类的高度上建构了一个最高目的。以此为基础，中国其实已经摆脱了陈旧的全球化的制约，拓展了属于自己的理论途径，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全球化”，因而也确立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声音的里程碑。

事实上，原有的“全球化”概念虽然很常见，但它严格来说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在任何领域，只要是主体之间的联系超越了单个政治国家的范畴，并逐渐发展到多个国家彼此互动的程度，都可以被称为全球化。后来，我们讨论全球化思维、全球化战略、全球化意识等，都是依托于这一现象作出的理性发散。但是，“全球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全世界各国的共赢吗？显然不是。西方国家通过全球化获得世界性市场，最终的目的还是自己国家的利益。即便是文化的全球化，它也要以商品的形式展现其价值，最终还是要还原为资本。这就存在一个讽刺，“全球化”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全球”的。从这个角度看，所谓“全球化”显然不是一种价值建构，充其量是一种利益手段，因而“全球化”的价值缺位问题也是饱受诟病的。那么，这种价值缺位由谁来负责呢？这就需要引出另一个概念——现代性。

论及“现代”，人们往往把它和先进的、科技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等意义联系在一起。但在其原初含义上，“现代”只是指“所处时代的、新的、当前的”与“古的、老的、旧的”相反。“现代”是在时间序列中的某个阶段，因而仅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矛盾，时间上的先进性并不意味着事实上的先进性。“现代”不一定比“古代”更好，“现代人”也不一定比“古代人”更聪明，能力更强。唯一的优势往往在于，现代人知道得更多，而这个优势也是历史赋予的。因而，“现代”之所以具有“先进性”等内涵，必须要有附加维度的支撑，而这个支撑有两个方面：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启蒙精神的弘扬。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现代”才真正具有“现代意义”，才真正具有了“现代性”。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地理大发现”带来全球各地区的广泛联系，但这种联系并不能被称为全球一体化，也未能生成我们当下语境中的诸多全球化问题。

一般研究认为，“现代性”的内核是“理性与秩序”，这两个原则集中体现在经济学中，以此影响着人类历史。然而，诞生于启蒙伊始的古典经济学默认了这样一个前提——理性人的最高目的是利己，秩序是维护这个目的的手段。以此建立起来的现代政治、市场体系，以及相应的文化形态主导了后续的人类历史，孕育了资本主义，孕育了全球化，也要为全球化的价值遗失负责。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始终缺席“现代”与“现代性”概念的建构，它们一直以来都是西方世界的概念。在“现代”概念的生成史中，中国是作为“古代”的代表被边缘化的。即便到了20世纪，中国从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中汲取现代社会的思想资源，但马克思主义也是以批判西方世界的价值前提为基础。幸运的是，恰恰由于从未染指建立于西方价值体系的“现代性”概念，中国却因此具有了“升级”这一概念的资格与零成本。作为西方世界的“他者”，从最早的“古老、落后”，到后来的“否定、异端”，再到现在的“强大、值得尊重”，中国道路证明了，所谓“现代”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西方模式并非绝对标准。中国把“现代”变成了一个开放的概念，中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现代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核心是共同发展，且只有“共同”才能发展。这个核心是陈旧的全球化的反题。所以说，中国不仅从未切近西方“现代性”背后的价值诉求，反而不断地在挑战“现代性”的权威，直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提出，用一种全新的价值理念彻底颠覆了“利己”的现代性价值基础，从而建构了一个全新的全球化图景。因而，也只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体系中，“全球化”才具有真正的意义，才彻底纠正了由西方世界主导的价值诉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道路值得全世界的尊重与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