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文化自信的心理建构（4）

第二，作为自我身份的建构，中国扮演着西方世界的“他者”。中国的存在为世界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路径选择，塑造了一个西方世界只愿观赏却不愿接受的图景。可悲的是，作为一种文化上的比照，西方世界始终不愿接受中国发展的事实——西方世界宁愿将上帝印在钞票上，也不愿接受这个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憧憬共产主义；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危险的，必须加以遏制。事实上，在20世界早期，罗伯特·罗素出于哲学家的自觉看到了这种自我膨胀的危险，他认为“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表明我们的文明中有那么一些瑕疵，而俄国与中国的情况则使我相信这两个国家能使我们分清对错”。 但这种启蒙意味浓厚的自我批判，并未被西方广泛地接受。而在20世纪末达到巅峰的“中国威胁论”，则是对自我批判的异化形式——西方世界不愿去认识真实的中国，不愿去照面真实的“他者”，而宁可去相信一个抽象的自我建构，从而将其中的积极意义葬送在虚妄中。其实，他们虚构的这个中国，无外乎是自身的镜像而已。

第三，在历史上，资本主义也是诞生于对当时历史状况的反思与批判，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是它进步与积极的一面，因而也获得了走上历史舞台的合法依据。然而，资本主义在它出生的地方建造了自己的坟墓，它在丧心病狂的资本掠夺与强占市场中失去了自我革命的能力。在文化上，西方世界以其特有的方式诉说着自己的历史，描绘着自己的形象，就像道林·格雷一样不遗余力地维护着自己完美的形象，隐藏起画面背后的罪恶与脆弱。

在当今时代中，中国作为西方世界的“他者”，是后者不愿理解与不能理解的。中国道路的日渐清晰与文化自觉撕碎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遮羞布，这块遮羞布是后者自我意识的精粹，是西方现代社会全部想象的唯一内核。中国道路是一个政治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立足于独特的政治组织形式与意识形态理论的社会发展模式是它与众不同的根本。然而，对于“发展”的评价体系并不是中国自己规定的。这一事实客观而公正地绘制了中国道路饱满而热切的底色。同时，这种文化身份的明晰，奠定了中国在文化交往中保持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基础。而中国道路作为一套日渐成熟的发展模式，为人类世界的未来景观提供了新的可能，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取向建构了新的阐释空间。

三、文化交往语境下的自信心理建构

文化自信归根到底是一种心理表现。不同文化形态间的交往需要建立在这种心理的成熟之上，只有这样，文化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民族的灵魂。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同时需要说明的是，思想文化的灵魂应呈现出一个整体的形态。我们虽然强调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大支柱，但不应遗忘三大文化支柱之间一以贯之的文化基因。毕竟，文化自信不能停留在历史记忆中，而要以一个眺望的姿态向前看。笔者认为，文化自信的心理建构包含三个层次，首先是在交往中理解差异，其次是在交往中理解自我，最后是在交往中树立正确的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于自身文化才能实现真正的认同，而这正是文化自信的根基。

1.在文化交往中，更好地理解文化的本质差异

历史从不等待任何人，也许还未等你就位，发令枪就已响起。中国在起点上就是落后的，这奠定了中国在现代历史上的角色是“追逐者”，而非“先行者”。

正如前文所言，中国道路既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因而西方世界对中国道路的质疑也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与文化上的责难。有意思的是，这些对其他国家妄加指责的国家似乎天生对任何责难免疫，即使被称为霸权主义，他们依然我行我素旁若无人。这些崇尚自由市场的人们无一例外地把“市场”等同于“自由”，无一例外地用市场行为来实现各自的政治目的与文化诉求，以至于他们在基因上的资本共性使得这种共谋看起来是自然而然的。然而，正是基于这种原始的特性，使得关于现代性的全部想象都是世俗的，这些想象虽然不违背人们所规定的任何规则，但也注定与“崇高”无缘。

这里便出现了矛盾，现代性的内核脱胎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它的意义却在于寻求“崇高”。现代性的物质基础是资本的无限积累与扩张，而它的价值指向却是人的幸福。通常来说，弥合这一断裂的手段有二种：其一，资本主义对个体进行意义的规定——通过工作赚钱从而获得幸福 （资本与幸福的关系被强制建立）；其二，资本主义对资本进行意义的规定——作为普遍的交换中介功能的绝对公正（任何东西都可通过资本来衡量）。作为一种文化上的设定，虽然表面看上去十分精致，其本质却是虚伪的。

对此，资本主义采取的方案是“名实”分离。如果资本主义一定需要被死亡，就让它在语言中死亡吧。例如，西方社会正在淡化资本主义的概念体系，取而代之的是资本主义的描述体系，他们越来越不愿使用“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说法，而用“民主国家”替换之。因而，这些被称为“价值观”的文化元素成了资本主义本性的代名词，而“资本主义”本身则被当作一个过时的概念抛弃。继而，通过这种自我解构，资本主义成了新时期的道德家，他们用价值体系建立起“应然”的数据库，并用其道德框架来克服自身的缺陷。然而，这种克服并不具有说服力，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决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

资本主义孕育了现代性的概念，却把它限定在虚妄的价值体系的监狱中。因而，现代性的完美想象终究难逃由内而外的腐朽。幸运的是，中国对现代性的理解与实践并未受到这些限制，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现代性这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