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大地之子黄大年（3）

梦想，又一次起航！

母校，我回来了！

站在古朴秀丽的地质宫门前，黄大年深吸了一口气。这里的石狮华表、一草一木，都是那般熟悉亲切。

一口气爬上117级台阶，黄大年快步来到地质宫的顶层五楼。站在幽深的走廊上，他仿佛回到当年刚刚迈进这里的那一刻。

命运是如此巧合。学校为他准备的507办公室与他当年入学时的自习室仅仅隔了15米，而为了这一天他却远隔重洋，整整走了18年。

地质宫正对着操场。透过507办公室的窗户，可以望见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黄大年凝视着那一抹夺目的鲜红，泪水溢出了眼眶。

梦想，又一次起航！

黄大年与吉林大学签约5年，仅有一个头衔：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大年，有什么要求，我们尽力解决。”学校领导很担心，多所国内顶尖学校纷纷伸出橄榄枝，东北这块土地会不会留不住他。

“我是国家培养出来的，是从东北这块黑土地走出去的，吉林大学是我梦开始的地方，我就一定会回到这里！”黄大年身板挺直，眼中透出一股坚定的自信。

他的大学好友、原吉林大学仪电学院院长林君仿佛又看见了那个在毕业留言册上写下“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的青年，一头黑发、满眼光华。

雨果曾说：“谁虚度了年华，青春就将褪色。”在那个知识重新闪光的黄金时代，黄大年与同学们一起，誓要“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

同窗四年，他们曾废寝忘食地坐进自习室，翻烂了能找到的所有专业书籍；他们曾热血沸腾地夜游校园，庆祝中国女排拿下第一个世界冠军；他们曾争先恐后地传阅各类人物传记，立志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黄大年悟性很高，也十分刻苦。他遇到难题就钻进去，搞不清楚就打破砂锅问到底。他的大学同学、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张贵宾记得，当时人手一本《吉米多维奇数学分析习题集》，很多同学只做了一部分，大年却整个“啃”下来了。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踢球健将精力充沛，对同学热情友善，遇到他认为正确的事也总是据理力争，骨子里很“硬”。

王小烈觉得，大年的父母都是地质学校教师，对他影响很大，他对物探专业很痴迷，一点儿也不觉得枯燥，对成才报国更是有着强烈而清晰的目标。

1958年8月28日，广西地质学校的一栋家属楼里，黄老师家的长子呱呱落地。正值“大跃进”的年代，他们给孩子取名“大年”。

快乐的童年时光，是在父母用心的教育和陪伴中度过的。

“大年，昨天的棋局背下来了吗？”

“大年，现在把书合上，复述一遍给我听。”

“大年，这是刚给你买回来的《十万个为什么》，你看看。”

母亲想方设法从图书馆找来各种书籍资料，父亲把他抱在膝上，一本一本讲给他听。

钱学森等被父母尊为“英雄”的大科学家在小小脑瓜的想象中，都是差不多的模样，“清瘦”“和善”，“带回来的行李箱中满满都是书”。

然而，“文革”突如其来，还在上小学的黄大年随父母下放到偏僻山村，初中时代又辗转求学，几乎与家人隔绝。高中毕业时，他从几百人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名航空物探操作员。

第一次从飞机上俯瞰大地，这个17岁的少年被那壮美的景致震撼了。他第一次发现，这片土地是如此辽阔，那绵绵群山、潺潺流水、茵茵草木，无不激发着他内心深处那份质朴的眷爱。

航空物探操作员的工作十分危险，一次飞机故障，一个同事牺牲了，黄大年的额头上也留下疤痕。可是，这个乐观顽强的少年却无所畏惧，对大地深处好奇的探究心，越来越强烈。

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他拼尽全力背水一战，以高出录取线80分的成绩，毅然选择报考长春地质学院。

这是李四光创办的新中国第一所地质专科学校，也是他们全家心目中的地探学术殿堂。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一家人都流下激动的热泪。

“大年，你们这一代人很幸运，要珍惜时间，早日学成报国。”夜半时分，黄大年常会坐在寝室的窗台上，捧读父母的来信。

月光越是清冷，记忆就越发清晰。

他想起曾在广西罗屋矿区参加的“找矿大会战”。作为一名磁场测量队伍的勘测队员，他要扛着磁秤仪跋山涉水，记录不同地点的磁力变化，推断和猜测铁矿的位置和规模。由于仪器对温度、湿度都很敏感，队员们必须十分小心，记准数据，再分析地层、计算参数。

一天120个测点，必须走成一条直线，哪怕跋山涉水，也绝不允许绕道。在闷热潮湿的环境下，即使是体格健壮的年轻人，也有撑不住的时候。一次，黄大年患重感冒发烧，在山上烧得起不来床，脚上的湿疹溃烂成一片。领导要他休息，他仍趴在小桌子上制作表格。

困难犹如无尽的山路，而他的斗志却如同脚下的石头。黄大年曾经创造了一天测160个点的单位纪录。一年后，因为和同事探测发现了一座中型铁矿，他获得了“工业学大庆先进生产者”称号。

在整个大学时光里，“以艰苦奋斗为荣、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为祖国找矿为荣”的专业教育深深刻进了黄大年的脑海。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富饶的矿藏……”那首与同学们在田野实习中不断唱起的《勘探队员之歌》，常常令他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做一名优秀的地球物理学家，把地球变成透明的！”那个曾经跋山涉水、想要征服大地的青年，第一次确立了他人生的梦想，从此坚如磐石。

1982年，在大多数不习惯北方生活的南方同学毕业纷纷离去后，黄大年作为全校仅有的10个“三好标兵”之一，令人惊讶地留校任教。

科学的春天里，风华正茂的黄大年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一起追赶着世界。他顺利考取硕士研究生，一路表现优异、屡获奖励，1991年破格晋升副教授。

“老同学，我要走了！”1992年秋天，黄大年找到林君，告诉他学校要送他去英国深造。他获得“中英友好奖学金项目”的全额资助，是30个人中唯一一名地学研究者。

林君至今记着当时的场景。黄大年冲着大家使劲儿挥手，坚定地说：“等着我，我一定会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带回来。咱们一起努力，研制出我们国家自己的地球物探仪器！”

奋斗，是这一代人的梦想；报国，是这一代人的情结。当祖国给了他们梦想的翅膀，他们就成为勇敢的候鸟，把归来当作生命的必然。

1996年初春的一个早晨，利兹大学一间教室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黄大年，一个中国人，刷新了历史——以排名第一的成绩获得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

一年后，黄大年进入英国ARKeX公司，一步步成为一个被仰望、被追赶的传奇人物。

但林君料定，大年一定会回来，“就像娃出去见了世面，吃了好东西，总惦记着给母亲捎回来”。

果然，黄大年带着满腔的激情、一身的本领回来了。他要把这些年祖国对他的培养，对母校的思念，都用智慧和汗水补回来！

回国不久，2010年2月，一个国家级的大项目找上门来。

“黄老师，我们领域正在部署一个航空重力梯度仪的项目，想在‘十二五’时期取得突破。”科技部的一位项目负责同志开门见山，态度恳切。

这是国家正在酝酿的一个“863”“十二五”主题项目：高精度航空重力测量技术。相关团队、仪器、设备都已齐备，只缺一个领军人物。有人向科技部这位负责同志推荐了黄大年，经过简短的交流，来人发现他在这一领域的视野比其他人要宽广得多。怎么管理、用什么路线、怎么保证核心部件质量……他都“门儿清”。

“没问题。”黄大年笑容可掬地回答。

“黄老师，我得和您说明一下，现在这个项目的情况是，您拿不到一分钱、没有一个自己承担的课题，但是非常迫切，需要您做牵头人，请您来管团队、赶进度、帮忙指导技术……”

“没问题。”黄大年依然是三个字，让这位同志愣住了。黄大年看着对方正色说道：“这是关系国家战略安全的重大研究，我愿意做。”

“做了牵头人，意味着这些项目和课题的评审、论证、验收，您可能都需要参与，需要额外占用您很多时间。”

“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干！没什么好说的。”黄大年很坚定。

莎士比亚曾说，我怀着比对我自己的生命更大的尊敬、神圣和严肃，去爱国家的利益。

曾在剑河之畔，寻访过莎翁足迹的黄大年，更懂得如何去摆放国家利益的位置。

航空重力梯度仪是一项战略尖端技术。这项技术就像在飞机上安装“千里眼”，可以透视出地表下几百米深度内一辆卡车大小的目标，它不受地形限制，一天就可以高质量地完成传统方法几个月的工作量。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英等发达国家已使用这项技术进行军事防御和资源勘探。有人甚至把这个国际贸易中的“非卖品”称为“地球重力武器”。

没有谁比黄大年更清楚，在国外长期对华封锁的情况下，中国想要在这一领域取得从零到一的突破，有多难，又有多急迫！

航空重力梯度仪研究是一项“颠覆性”的技术。它牵涉材料、机械、电子、软件、大数据等众多交叉学科，仅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这种装备的研制就投入了10多亿美元。在近年来探明的国外深海大型油田、盆地边缘大型油气田等成功实验中，这项技术更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前沿科技推动行业突破的典范。

但对于黄大年来说，航空重力梯度仪，也承载着他心中一个永远的痛。

那是2004年3月，北大西洋海底。黄大年正在专心做着试验。突然，有人通知他，家属来电话。

“大年！你还好吧？估计我们见不到最后一面了。”万里之遥，父亲的声音缓慢而虚弱。

“爸，您怎么了？”黄大年心急如焚，却不知从何问起。

老人突发病重，自感时日无多，家人几番辗转，终于联系上了黄大年。

“儿子，我理解你的处境……你要记住，你可以不为父母尽孝，但不能不为国家尽忠，别忘了，你是有祖国的人！”

“我们可以破例上浮，送你去见你父亲最后一面，但是你所从事的实验计划不得不中断。”舰长得知情况后，看着双手紧紧攥住话筒的黄大年，略带动容地说。

那时，航空重力梯度仪研究正处在军转民的关键阶段，如果不是黄大年的英国导师极力推荐，外方绝不会让一个中国科学家参与其中。如果中断试验，这个仪器可能就不会转为民用。而只有变成民用，中国才有机会接触这一技术。

黄大年抬起头，两眼通红，他望着舰长，最终摇了摇头。

“我不能放弃，放弃，就意味着前功尽弃。”黄大年把嘴唇咬出了血，坚持做完了试验。半月有余，他重回陆地，奔回老家，在父亲的坟前长跪不起。

两年后，大洋彼岸的万米高空，他仍在进行这项技术研究，弥留之际的妈妈又打来电话：“大年啊，你在国外工作，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早点儿回来，给我们国家做点儿事情……”

“哥啊！妈妈一直心疼你，你这辈子总是离家太远。她在临终前还嘱咐我和妹妹千万不要怪你。”在老人的坟前，听着弟弟黄大文的诉说，兄弟俩抱头痛哭。

两位老人不约而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为儿子上了终生铭记的最后一课。

多年以后，回到长春的那个夜晚，黄大年含着泪水，在一份呈报学校的工作自述中这样写道：“我的父母属于那一代历经了诸多磨难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对国家还是儿女，以吃苦耐劳、兢兢业业、只讲奉献不图回报的优秀品质著称于世；以为国家培养和献出自己的优秀儿女为荣。他们在人生最后时刻仍然表现出对祖国自始至终的忠诚、朴实和包容、傲骨和责任，令人由衷敬佩和永远怀念。父辈们的祖国情结，伴随着我的成长、成熟和成材，并左右我一生中几乎所有的选择。这就是祖国高于一切！”

“现在，儿子回来了！儿子就要遵照你们的心愿，为国家做事情了！”

一天都不能等。他把行李往学校安排的公寓楼一放，再把刚刚经历丧父之痛的张艳安顿好，买了张机票就飞去北京。

几个月的时间，他跑遍了十几个与航空重力梯度仪研究相关的科研院所。彻底摸过“家底儿”后，他就把自己关进办公室，通宵达旦设计科研思路，提出“从移动平台、探测设备两条路线加速推进”；他向吉林大学提交报告，创设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发中心，启动“重载荷智能化物探专用无人直升机研制”课题。

入夏时节，地质宫陈旧的砖瓦挡不住瓢泼的大雨，锯末铺就的单薄屋顶吸满了水，顶层五楼俨然成了闷热难当的渗水大棚。

时任地探学院党委书记黄忠民去检查修缮情况，愣住了。507办公室能蒙上的地方都用塑料布蒙上了，屋里到处摆着脸盆和大桶。黄大年穿着T恤衫、大短裤，坐在屋子中央，专注地在电脑上敲着字。于平、王郁涵就在他旁边，替他打着伞，核对着数据。

“黄老师，这屋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的，咋还工作啊？”

“忠民，我们手头要做的事情很多，一天都耽搁不得啊！”此时，黄大年不仅担任“863”“十二五”主题项目——“高精度航空重力测量技术”的首席专家，还接下了国家863计划资源环境技术领域主题专家的重任，负责策划、协调和组织中科院、高校等资源形成高科技联合攻关团队。

一时之间，黄大年面前，至少有15个大项目排着队。从立项阶段对技术思路和关键指标的讨论，到每一个课题的任务细化和实施进展，从每个年度的进展汇报，到项目立项获批两年后的中期评估，每一步都需要他通盘考虑、细致规划、设计实施。

有的人搞不懂，这些事情你在国外也不是没做过，干吗还要回国来受这份累？黄大年却说：“作为中国人，无论你在国外取得多大成绩，而你所研究的领域在自己的祖国却有很大的差距甚至刚刚起步，那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只有在国内把同样的事做成了，才是最大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