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飞：国际关系中的外部性问题

经济学中有外部性问题，这个概念可以引入国际关系。所谓国际关系中的外部性问题，就是指影响国家之间双边或多边关系的非相关国自身的因素。拿双边关系来说，决定双边关系的主要是内部因素，即两国的相互战略与政策；然而，在现实中，双边关系往往受一些本国左右不了的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就是外部性问题。以中美关系为例，两国的相互战略与政策无疑是决定双边关系走向的主要因素，但是一些外部因素如朝鲜半岛问题时常成为中美之间的议题，引起中美之间的斗争或合作。半岛南北双方的关系以及朝核问题都不是中美两国的事情，中美对该地区虽然都有很大影响力，但是不可能代替半岛两国制定政策。对中美双边关系来说，朝鲜半岛就是一个外部性问题。当然，如果考察中国同朝鲜半岛关系或美国同朝鲜半岛关系，那么美国和中国就分别成了另外两方关系的外部性问题。

外部性问题也存在于多边关系中。以中日韩关系为例，本来三国经贸合作势头很好，有望早日达成三边自贸协定，然而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日韩两国拉进去，使两国对达成中日韩自贸协定的动力大减。更大范围的多边关系也会有外部性问题。比如西方七国集团，可算是七个西方大国的多边合作机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明显地受到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影响，其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急速下降。对西方七国之间的关系来说，新兴国家就是个外部性问题。

外部性问题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有时是十分重要的。近70年前，中美在朝鲜半岛打了一仗，导致两国对抗20多年。过后美国人总结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对手打了一仗”。当然，相比较而言，大国由于实力强，自主自控能力也强，因此受外部性问题影响相对弱一些；而对小国来说，周边大国与世界大国肯定是重要的外部因素，这些外部性问题对小国之间关系的影响明显地要大得多。

国际关系中的外部性问题也存在着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两种。那些使相关各方都受损的外部性问题就是负的，反之，使相关各方都受益的外部性问题就是正的。还以中美关系为例，中美在朝鲜战争中都遭受损失，可以说那时朝鲜半岛问题就是负外部性的。冷战后期，中美联手对付苏联霸权主义，促使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个“蜜月期”，这时的苏联就是一个正外部性问题。

正负两种外部性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这符合矛盾转化的哲学原理。正负外部性本来是对立着的，但是矛盾在一定条件之下可以互相转化。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为这种转化创造条件。对中美关系来说，苏联就是一个重要的外部性问题，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它是负外部的；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调整对外战略，同时美国也改变了对华战略，使苏联成了中美关系中的正外部性问题。

如果从国际关系总体状况来考察，将某国作为一方，其他各国作为另一方，那么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成为总体国际关系的外部性问题。有些国家自身治理良好，又积极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就是为国际关系提供正外部性；有些国家治理不善，成为诱发别国之间冲突的因子，就是为世界提供负外部性；而有些国家对外大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还有的国家大搞极端民族主义，造成别国缺少安全感，甚至使一些地区不得安宁，其对国际关系的负外部性就更为严重了。中国倡导合作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有助于改善国际关系的大环境，促进国际关系的进化，这无疑为国际关系提供了正外部性。而中国自身发展、治理取得成功，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更是为国际关系提供了巨大正外部性。曾几何时，列强们为争夺在中国利益而恶斗不止，甚至在中国境内大打出手；而如今，中国成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进全球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中坚力量。

外部性问题何时出现，从哪里来，以什么方式出现，都是当事国难以把控的。对战略家和智库来说，能做而且也应该做的是未雨绸缪，审时度势，早做预案。如果出现了外部性问题，首先应当判断清楚是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如果是正的，就应当抓住机遇，充分发挥其功效；如果是负的，就应当尽量管控局势，使其带来的危害降到最小程度，同时努力促使其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