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延安时期的精兵简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时代虽然不同，但今天重温延安时期的精兵简政，对于我们做好这项工作，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编 者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期间，毛泽东把一份提案整个抄到了自己的本子上，重要的地方还用红笔圈起来，并且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毛泽东所说的这个“对症药”，就是精兵简政。1942年9月7日，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中也说：“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1940年和1941年，各个抗日根据地遭遇到空前的物质困难。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陕甘宁边区出现这样的困难主要是由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第一，脱产人员大量增加。1937年陕甘宁边区成立时，党政军脱产人员仅1.4万人，1938年亦仅1.6万人。1939年后，主要是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发动两次反共摩擦，用重兵包围边区，并伺机大举进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被迫从前线陆续调回军队，保卫边区，导致脱产人员（主要是军队）从1939年起直线上升。1941年边区脱产人员达到7.3万人。脱产人员猛增，边区财政支出随之大幅增加。

第二，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锐减。当时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外援。外援主要包括海外华侨的捐款、国内民主人士和抗日团体的捐助，以及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饷等。外援在边区的财政收入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据统计，外援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1938年为51.6%，1939年为85.79%，1940年为74.7%。但是从1940年10月起，国民党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同时对边区实行断邮，国民党对边区的这种封锁政策，造成在当时环境下外援的大部断绝，边区财政极度困难。

第三，人民负担加重。中央曾经规定，党政军脱产人员不能超过人口总数的3%，但当时实际已经达到了5.4%，这样势必会增加人民的负担。以人民的公粮负担为例，从1939年的5万石剧增至1941年的20万石。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突然天下大雨，电闪雷鸣，延川县一位姓李的代县长遭雷击身亡。同时，一位农民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这个农民逢人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这个农民的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毛泽东后来曾说：“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哎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征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

如何克服困难呢？当时的办法之一是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另一个办法就是实行精兵简政。1941年11、12月间，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李鼎铭等11人提出了精兵简政的议案。这个议案经过参议会讨论通过，迅速实施。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