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周年 中国经济行稳致远（2）

稳：不要出现零风险的高预期

如何稳，从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可以看出眉目。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学工向《经济》记者分析称，稳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个层面是经济运行层面，不追求高速度但要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总价格水平要稳定，避免产生通胀或通缩预期干扰经济运行，就业要稳，为社会稳定奠定基础；稳的另一个层面是消除潜在风险，这是更深层次的稳，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基础。潜在风险是过去高增长期逐步积累的，主要表现在金融风险、环境污染和贫富差距拉大等几个方面，党的十九大部署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就是针对这些问题和风险，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中国经济将更健康更稳健。

从行业来看，金融和地产是需要稳的两个领域。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黄少安对《经济》记者说，金融领域要稳定：一是货币政策要稳定和相机抉择；二是金融体系要稳定，要防控金融风险，防止金融出大问题导致经济不稳定；三是“去杠杆”既要坚决又要稳妥，避免急刹车导致经济不稳定。“其次是房地产行业要稳定，既要防止泡沫继续扩大，又要防止泡沫被扎破。类似房产税的政策出台要高度谨慎和掌握时机。”

对此，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有相同观点，“一是汇率要稳，因为这段时间汇率升值了，前年大贬值，去年升值比较快，大起大落会对经济造成一定的风险；二是房地产要维稳，一方面价格不能涨得太厉害，现在老百姓觉得房价太贵，另一方面又不能真地大跌，大跌风险也会出现；三是债务也要想办法稳住，我国目前的杠杆率相当高，去杠杆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保持稳定，弄不好可能会引发一场金融危机。”

而在政策工具领域，有两类政策需要求稳。中国技术经济学会边疆生态与资源技术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廖望科认为，一是金融与货币政策要稳，不能刺激形成新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也必须有稳定的金融货币政策以降低实体经济的资金成本；二是民生社保政策需要求稳，既不降低各类福利保障标准，也不吊高社会期待胃口。“在经济活动领域，有两个方面需要求稳。一是实体经济应当首先求稳，在降低金融、制度和交易成本的基础上逐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是预期管理应当相对稳定，让社会各界、国内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各个方面形成稳定预期。”

而这一切稳定的基础都是建立在社会稳定的基础之上。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表示，我们在各种落实政策方面要实现社会稳定，要维持基本的治安安全、卫生健康、社会秩序等方面的稳定，就要强化国家治理，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从某种程度上，社会的稳会给经济的稳创造基础。

“实际上从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最早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就已经提到了大量的方法探讨如何解决中国经济的巨大风险，但是风险是无处不在的。”王文称，中国经济不可能也不要出现零风险的奢望和高预期，风险某种程度上是和利润成正比的，我们现在一方面要客观地、理性地接受和面对长期存在风险这样的必然、客观的事实；另一方面我们同样也要在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三去一降一补方面更进一步落实和执行改革的方案，让各种改革不只是解决我们的最后一公里，更主要解决最后一百米的问题。

进：方向有所选择和侧重

稳中求进，所谓的“进”就是在保持我们整个国家向前发展的动力，因此“进”肯定是有所选择或侧重的。

对于如何在稳中找到进的方向，黄少安表示，首先是坚决推进改革，特别是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改革，包括在保持经济控制力的前提下，国有资产的总量规模优化、结构优化、公司治理结构优化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实质性改革，让庞大的国有资产得到优化配置和高效率经营，给国家和老百姓赚钱。“只有控制没有效率是不行的。改革的方向早就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勿忘初心、锐意改革，不能停留在文件上，得有实质性进展。”

其次，推进技术进步，从而推进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内生于生产要素结构，产业质量内生于生产要素质量。技术进步是开发新要素、提高要素质量的根本。”黄少安认为，政府应该把眼光和着力点放在优化要素结构、提高要素质量上，关键是支持和激励技术创新、教育、基础科学研究，把产业结构调整、企业关停并转、企业规模和业务调整等交给市场。

此外，政策工具也要有所“进”。廖望科认为，财政税收政策可以在产业结构优化、地方债务化解、央地责权平衡等方面更加积极一些，投资贸易政策可以在引领新一轮全球化和占领全球分工高端方面更加积极一些，人才创新政策可以在全面建设创新型国家、吸引全世界人才方面更加积极一些。

在廖望科看来，十九大确立的七大发展战略领域有着广泛的向上推进空间。“比如通过加强科研成果转化和高校双一流建设而持续推进落实科教兴国战略，通过加强人才培养质量而持续推进落实人才强国兴国战略，通过加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持续推进落实人才强国兴国战略，通过加大欠发达地区支持力度而持续推进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通过加强生态与环境保护投入而持续推进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过核心技术、集成技术、成套装备、重大项目的联合攻关而持续推进落实军民融合发展战略，通过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持续推进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等。”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马晓河也认为，要在进的方面加快传统产业改造，积极支持新兴产业成长，这方面应该有所动作，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解决方案。“举个例子，比如传统产业改造的投资能不能在税前抵扣？在这方面是不是能加大力度？还有新兴产业发展，科技型企业用于研发推广新产品的经费能不能加计扣除？比如我是研发企业，当年投入的经费是100万元，政府能不能给我乘2，相当于我200万元抵扣增值税和所得税？还有企业用于创新活动中的科研人员和所得税能不能减免50%？再比如说可不可以建立一些公共服务平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平台谁都可以用？我们的个人所得税能不能加快改革，调高个人所得税的门槛，从3500元提高到5000元行不行？我们能不能再进一步地减少政府的行政审批项目，减少许可发放？”

除此之外，王文表示，除了要深化改革，还要扩大开放，包括“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建设，进一步提高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融合度，扩大开放实际上也是我们“进”的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原则。

三个目标并非不能同时实现

穆迪分析人员斯卡特曾表示，中国确立并寻求的改革、增长和金融稳定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终究要有所取舍，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放弃其中一个。那么在稳中求进的档口，这三个目标能否同时实现？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张立群看来，中国经济现在已经出现了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事实上也就打消了他们的疑虑。

“中国自己的事当然要根据中国的实际、依赖自己的判断。基于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经验而得出的许多西方经济理论，目前在西方国家自己的管理实践中都问题百出、亟待修正，再用来解释和指导中国实践恐怕得慎之又慎。包括穆迪在内的国外三大评级机构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的表现狼狈不堪，其对发展中国家多次判断失误也饱受诟病，有时对待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双重标准更令人不齿。”廖望科表示，对这类机构观点的态度最多是姑妄听之。

那么，改革、增长和金融稳定这三个目标如何更好地实现呢？

“三者兼得理论上是完全可能的，看你做得怎么样，要兼得可能不容易，我们稍微分析一下改革增长和金融稳定，从中国的经验来看，获得更高质量的、更长远的增长需要改革，改善金融稳定的状况也需要改革，所以改革对这两者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刘涛雄表示，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会有很多的改革措施推出来，很多人会认为金融稳定和增长两者之间有矛盾和冲突，但是如果我们促进增长的方式不是靠投资驱动或者外延扩张，而是靠创新、靠发展质量的提升、靠市场效率的提升，那这个增长和金融稳定的内在是一致的。

这的确需要很高的智慧来不断寻找三者之间的平衡。“中国政府最擅长的就是在这三者之间寻找平衡点，这在一般的国外观察家看来好像很难理解，觉得我们是在这种不可兼得的目标之间去寻找平衡，但这很符合中国的文化和做事的方式。其实从2010年以后我们就已经进入到这三者之间的调整和平衡，所以这不是能否做到，而是为什么能做到的问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表示，稳中求进、底线思维这些概念提出来，也是对我们寻找这三者之间平衡的很好的总结。

孙学工也很赞同这种分析，这实际上就是中国一直所说的统筹协调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另一个说法，中国的实践说明三者是可以协调好的，关键在于，一要设定适当的目标，不脱离实际；二要把握好力度和节奏，循序渐进解决问题；三是市场决定作用和发挥好政府作用有机结合，从而处理好短期和长期、局部和全局的关系。

“你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改革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向和方略，还有金融稳定的目标是什么？这三个目标的设定要科学，适度的经济增长、科学的改革方向加上金融风险的防范，目标是可以协调的。”马晓河表示，穆迪的判断是从当时货币的三项政策引申过来的，不一定正确，三个目标能否达到，就看宏观框架怎么操作，调控怎么拿捏，这三者之间有统一关系，有对立关系，但并不是一定要舍弃一个，这里没有必然的三角困境的关系。“要达到10%或12%的增长目标，在改革和金融政策上肯定要放弃金融控制，但是如果说要达到6%，那就要把防范金融风险放到重要地位，目前中国不可能追求高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调节三者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