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周年 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做好今年工作，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稳和进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那么，该如何理解稳与进的时代内涵，又该如何实现稳中求进，进中求好？

稳与进的内涵

从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2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是“稳中求进”开始，7年后的今天，重申稳中求进，在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了更新更深的时代内涵。

当下“稳中求进”究竟在说什么？

对于稳中求进，很多人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这就是在要求经济增速稳中有进。但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稳中求进是中央经济工作的总基调，是指工作长期坚持的重要原则、方法和治国理论，而不是要求我们的经济是稳中求进的，这是两回事儿。“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连续12个季度在6.7%到7%之间，近乎于相当稳定的态势，经济的稳定性和韧性还是非常强的。中央提的稳中求进是在经济稳、政策稳、社会稳的基础之上推进结构调整和深化重要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使得我们取得较大的进步，稳和进是辩证的逻辑关系，和治国理论重要原则是一个方法论。”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边疆生态与资源技术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廖望科向《经济》记者分析称，实践中任何经济体的发展，实际上都是在不断寻求“稳”与“进”的最佳组合，而当一个发展中经济体达到中国经济今天的规模、体量、层次和结构之后，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就更加需要审慎而准确地看待和处理“稳”与“进”的关系。

同时，国内外环境要求我们仍将在一段时间内以“稳中求进”为总的工作基调。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强调稳中求进符合当前中国国情有三点原因。“一是全球处于不确定性时代，全球保护主义和恐怖主义上升，再加上近几年形成逢8必有危机这样的周期律，其实危机十周年这种黑天鹅事件的概率在上升，这种大的不确定的背景下我们强调稳，是抓住了时代的脉搏，是对国家发展的长治久安很有必要的措施。第二个原因就是目前中国社会矛盾多发，经济各方面的转型也非常艰难，改革进入到深水区，我们强调稳，实际上也是应对国内措施的一个必要的手段，为整体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第三个原因就是，过去高速发展并没有完全带来正向的效益，稳中求进反而使得中国的全面和综合发展更加优化。”

那么2018年的“稳中求进”与前几年相比，有何不同？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马晓河向《经济》记者表示，2018年的稳和2017年在本质上没有区别，但是2018年应该向“进”的方面加强力度，重点就是通过新动能的培育让新动能增长快一点，使得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稳的目的是为了进，为了结构转型。

“其实稳和进确定了这几年的主题，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专门的一段来谈稳和进，稳和进的工作虽然是在2018年工作会议提出，但是到2020年的这三年都要按照稳和进的步调。”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涛向《经济》记者分析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稳和进也是比较明确的表述，一是货币政策要有比较稳健的步调，二是财税政策在税制改革和调整上逐渐体现去杠杆和降成本的理念，三是外汇政策上要保持相对稳健。

稳和进要辩证地看

稳中求进的再次重申，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面临复杂甚至是艰巨的局面。

第一，当前经济面临很多结构性问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对《经济》记者表示，经济的增长模式要做一些改变，“过去总体上是中央定一个增长指标，这个指标在省、市、县会不断放大，比如中央定的8%，到了省、市、县就变成了11%或12%，这个也是过去中央希望的，激励地方为增长而竞争，所以容忍地方把指标定得比中央高，这是过去的模式，现在稳中求进的基调，实际上就是不希望增长率逐步放大，强调经济增长能够稳在中央政策确定的增长目标的周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考核地方官员的指标也从单一的指标转变为平衡发展的一些指标，比如民生和环保，形成多任务的考核系统，不是只追求更高的增长率。”

第二，经济增长现在面临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特别是现在，我们的杠杆率还比较高，债务负担比较重，所以不主张更快的经济增长，但是也不希望经济增长出现硬着陆，所以强调稳中有进，总体上保持稳健。”张军说。

对此，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刘涛雄向《经济》记者表示，中国经济确实到了一个需要改善质量、调整结构、优化内涵的时期，所以在宏观政策上一直维持稳的基调，但是在宏观上稳的过程中，并不是说对经济发展不在意了，而是要针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针对中国的创新，针对中国微观的企业主体状况的改善做出改变。“2016年、2017年这两年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取得了一个历史性的成绩。但不是说中国经济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第三，新旧动能的转换容易出现真空地带，过于冒进，很容易出现经济大幅度的回落。张军表示，当前经济面临新旧动能转换，新动能是需要时间逐步来鼓励培养的，旧动能也不能一下子甩掉，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动能转换当中的真空，当新动能还没有培养起来，或者说还不足以支撑更快的增长，旧动能又失去了推动经济增长的能力，这个时候经济会掉下来。

因此，在这三大因素的影响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张立群向《经济》记者分析称，稳中求进要坚持在两个方面做好工作。经济运行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这是一个前提性的条件。如果经济运行的水平持续下降，或者经济增速持续下降，从微观层面来看，企业的困难会不断加大，包括销售困难、资金周转困难、财务收支困难等，整个转型升级就很难做好。此外，经济保持在合理区间对整个就业和民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如果经济增长水平大幅度下降，就业就不太好保证，影响居民收入，民生也就没有稳定的基础。

在王文看来，实现平衡发展，稳是进的前提，没有稳就不可能有进，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稳定的政策框架、稳定的领导团队，不可能有国家往前发展的基本前提，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是全世界最稳定的大国。现在中国的稳定包括政策的稳定、经济措施的稳定、社会秩序的稳定、政治领导层的稳定，这些方面都超过美国、欧洲，也是中国过去这些年来持续性前进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所以稳是进的前提和基础。

支持稳中求进的动能很充足

尽管问题多多，但维持我国经济稳中求进的动能仍然不少，这是稳中求进能够实现的核心原因。

“最简单的就是中国老百姓发家致富的愿望还是很强烈的，这就是最原始和根本的动力，其他的各种措施其实都要通过这种动力来发挥作用，大家都想改善自己生活水平，如果没有这个动力，大家都想着玩，那国家经济还怎么发展？所以，还是要推进改革开放、创新，把大家发家致富的通道打通，不管是经营企业还是创新等，都把不必要的成本降到最小。”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向《经济》记者表示。

而新兴经济动能的成长成为推进稳中求进的有力保障。张军说，从中长期来看，假如我们考虑未来五年、十年，那么这个新的动能实际上代表的就是经济当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政府应该会给予比较大的支持，包括现在的通信产业、信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一些战略性的行业等，所以这一部分发展势头是比较好的，传统经济在结构性调整后该压缩的压缩，该退出的退出，找到新的升级渠道。

除此之外，廖望科认为，保持我国经济运行稳定的能力至少来自四个方面：一是我国经济已经具备的超大体量，二是我国居民不断增长的庞大需求，三是我国日益成熟完善的市场体系，四是我国宏观管理经验和技巧日益丰富的有为政府。

“如果认识到我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网络零售商品国，即将成为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第一大国，已经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和最大规模的城镇化人口，而且仍然存在可以弥补的巨大成长空间和发展短板，就会对其经济稳定的能力有信心，保持我国经济前进的动能会更加丰富。”廖望科称，从增长动力看，我国经济增长已经从主要依赖投资、出口驱动升级为内需消费、投资和出口平衡驱动。从供需角度看，作为超大经济体需求端的持续规模扩张和消费升级、作为最完备工业体系在供给端迈向中高端的持续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等，从供需两侧都提供了前进动力。从空间角度看，东部地区的创新升级动能与西部地区的后发追赶动能将相得益彰。从科技生产力的角度看，我国在“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人工智能等新一轮产业革命前沿的储备和发力也是前进的重要动能。

在改革中，没有哪个国家或哪个理论找到了一劳永逸的举措。针对改革发展中形成的系统性经济风险，应当通过改革发展来集聚力量、找准时机去防范、化解和消化，必须认识到经济发展总是在时时刻刻解决老问题的同时形成新风险，不断重复、螺旋上升，只能在改革发展中不断面对、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