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学习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2）

1848年大革命失败后，为了保证马克思能有更多的精力和财力去继续完成《资本论》，恩格斯不得不转身从事他十分厌恶的“该死的生意经”，并开始了对马克思长达几十年的无偿资助。恩格斯除了每月汇款一两次供给马克思一家的日常生活之外，只要马克思或者燕妮一有告急就立即设法给予接济。当时马克思一家住在伦敦，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曼彻斯特是一个纺织工业基地。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一家的生活依赖于恩格斯解囊相助。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恩格斯也很难成就马克思。

直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马克思一家的生活困境才有所缓解。马克思无限感激恩格斯对他的真诚友谊。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没有你，我永远不能完成这部著作。坦白地对你说，我的良心经常向被梦魇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面，才让他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忧患。”马克思感到很对不起恩格斯，恩格斯为了他牺牲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没有去从事理论研究和写作。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友谊长达40年，列宁评价他们的友谊说：“古老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故事”，但马克思、恩格斯的友谊“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

《资本论》第一卷是马克思历时25年之久的研究成果。为了写出这部巨作，马克思呕心沥血，倾注了几乎全部的精力。他翻阅了浩瀚的资料，读过和做过的笔记，还有摘录的书达到1500多种，写的各种手稿、摘录、提纲，还有杂记，至少有100多本。凡是和政治经济学有关系的学科，马克思都进行过细细研究。尽管《资本论》第二卷本和第三卷本以及《剩余价值学说史》等手稿马克思本人没有来得及整理，是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但是，1867年问世的《资本论》第一卷本已经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这也是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所作的评价。

恩格斯是这样评价《资本论》的，他说：“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那样，对于劳动者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赖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开篇之作，《资本论》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成为科学理论的根本标志。

二、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传承发展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崛起

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至今依然被公认为“千年第一思想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评价呢？因为从1999年以来，在伦敦多次组织评选千年思想家，此前人们都是把爱因斯坦作为千年的首席思想家，但是，从1999年以来进行多次评选马克思都超过了爱因斯坦成为“千年第一思想家”。

马克思是“千年思想家”之首，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说，并以发表《共产党宣言》作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开启的新的千年里无疑将会继续影响历史，成为千秋大理论。恩格斯在1887年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按照这种观点，恩格斯曾告诫说：“以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

自马克思主义创立170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解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确，要想“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不可能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基本理论历久弥坚，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理论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呢？这是因为马克思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能与各民族的特点相融合，能随着实践、科学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是一个与世开放、广泛包容、善于吸纳进步文明成果而不断创新的伟大理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与各民族的特点相融合的理论品质，具体表现为它具有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特质。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包含有民族性和时代性要求。恩格斯在说明唯物史观的伟大意义时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是与“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这就说明马克思主义不是脱离具体民族和时代之外的抽象理论，而与民族和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

其次，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具有丰富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关心欧洲国家被压迫民族而争取解放的斗争，而且高度赞扬亚洲各国人民反对西方列强的英勇斗争，马克思对于中国人民反对英国帝国主义进行的鸦片战争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欧洲的反动分子到达万里长城之时可能引发中国革命，“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这是马克思对1840年鸦片战争的一个评论，认为它会引发中国革命，还会带来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马克思撰写了十几篇关于中国的通讯，向世界揭露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真相，为中国人民伸张正义。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科学预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甚至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了靓丽的名字——“中华共和国”。我们现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马克思、恩格斯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名为“中华共和国”。这充分展现了他们理论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内涵。

第三，马克思晚年提出的东方经济落后民族或国家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构想，进一步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特质。“卡夫丁峡谷”曾是理论热点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始终强调，“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各个国家的具体的历史环境不同，未来的社会发展道路“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如果“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和各个国家的历史实际相结合，不能用一般的抽象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去硬套各个国家的不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