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竭泽而渔”的秘档探究者（2）

跨界

学文研哲终治史

不管在学术界还是读者群，提到杨天石的名字，得到的定位大体上不会有什么差异——民国史专家。不过，杨天石告诉笔者，他的学术起点并不在历史领域。

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杨天石最初的志向和大部分同学一致——或是当作家，或是研究文学。1958年，杨天石正上大三，同学们倡议自己编写《中国文学史》，痴迷唐诗的杨天石参加了隋唐五代组，后来，又被临时“抓壮丁”，补写了近代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部分。

因缘际会，20多年后，校园中的编书经历成全了杨天石的工作调动。

北大毕业后，杨天石被分配到北京八一农业机械学校，那实际上是郊区拖拉机手的一个短期训练班，杨天石的任务是教语文。一年半后，调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当教员，一干就是16年。

从职能上看，两段经历都和学术研究毫无关联，但私底下，杨天石从来没有远离过求知与探索。他沿着当年研究南社的路子，先是把全部精力放在研究中国近代文学方面，继而感到，要分析作家的思想，必须要懂得当时的社会思潮，于是，开始把目光转向哲学。

1962年，《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登载了杨天石的《韩贞的保守思想》，文章不长，却很快得到哲学史界的大权威侯外庐先生的关注。

艰辛素来与成功结伴而行。杨天石告诉笔者，他在农机学校，平时上课，每到周末，就从南苑跑到城里，借住在同学单位的传达室里。第二天往图书馆一扎就是一天，到晚上8点，才开始返程。一旦错过了从永定门出发的郊区车，就只能步行几十里回去。

天道酬勤。这位研究机构之外的“野生学者”逐渐引起学术圈的重视。1974年，近代史研究所编辑南社资料，辗转找到杨天石，问他愿不愿意参加“协作”。

“当时所谓‘协作’，相当于现在的‘义工’，白干活儿，没有一分钱报酬。我一听，特别高兴——近代史所里有不少图书和民国时期的老报刊，外面都没有。我跟着编书，不就可以读到这些稀见资料了嘛！”杨天石不假思索，满口答应。

在师大附中，杨天石的教学任务并不轻松，既要教两个班的语文，又要当班主任。于是，只要有工夫，上午上完前两节课，10点不到，他就会蹬着自行车，来到研究所，扑进资料室，一页页地翻阅发脆泛黄的旧报纸。

1974年至1977年，杨天石参与并完成了南社资料的初稿，他的勤学精神得到了研究所不少学者的认可。接着，研究所开始编写《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编写组想起了这位经常到所里来看书看报的“义工”，邀请他继续“协作”，负责撰写《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的革命斗争》这一章。

“南社是文学团体，我熟悉，算是我的老本行；而《中华民国史》是一代通史。我不是历史系出身，领导会放心让我写吗？”杨天石承认，接到邀请，他很高兴，但也有顾虑。

当时，《中华民国史》的总负责人是近代史研究所的副所长李新。对于邀请杨天石参加写作一事，他没有半丝犹豫，立即当面表示欢迎。

李新点了头，杨天石得到了和正式研究人员相同的待遇，不管是开出差介绍信，还是支取差旅费，都一路畅通。

近代史研究所经常请高校教师参加“协作”，但是，请一位中学教员，“外行人编专业书”，这一举动可能是第一回。

事实证明，李新颇有识人之明。杨天石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史学训练，但接手的章节，资料翔实、立论严谨、文字流畅，与专业人员相比，毫不逊色。

民国史研究室正值发展期，领导决定调进杨天石。1978年4月，杨天石终于正式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一学术殿堂。此时，他已年过不惑。

从研究文学开始，转向哲学研究，后半生治史，杨天石跨越了文、史、哲三大学科，经过多年努力，终成一代大家。

杨天石觉得，文学和哲学的研究经历大有益于他的史学研究：“文学提高了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哲学提高了我的思维分析能力，无论研究什么，这两项都是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