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遇
遍览日记解谜题
如今,杨天石的学术盛名,大部分得益于对蒋介石日记的解读,他被称为“研究蒋介石日记第一人”。有些专业学者认为,即使蒋介石日记全文出版,杨天石的“日记解读”系列的价值依旧不会褪色。
实际上,和蒋介石日记的第一次相遇,完全不在杨天石本人的预想之中。
1982年,杨天石着手开始《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的撰写,这一卷涉及的主要历史事件是北伐战争,蒋介石是北伐军总司令,自然是主角。于是,杨天石大量收集和蒋介石相关的文献。
一天,杨天石正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阅览,工作人员送来了一堆档案,杨天石从中发现了一份资料,没有题目。“这不在我调阅的目录之中呀!”但是,他粗读之后,却发现误打误撞,捡到宝了。
杨天石的两位同事,曾经到上海、宁波等地收集资料。他们在查访中得知,蒋介石有一位老师兼秘书,名叫毛思诚,家藏一批蒋介石的早年资料,辗转被转到第二历史档案馆。
杨天石手中的这份资料,就是其中的《蒋介石日记类抄》。
杨天石告诉笔者,蒋介石一生崇拜晚清名臣曾国藩,在很多地方模仿他。曾国藩有写日记的习惯,别人替他编了《曾文正公日记类抄》。上世纪20至30年代,蒋介石把日记交给毛思诚后,毛思诚按照《曾文正公日记类抄》的体例,分类编繤,成为《蒋介石日记类抄》。杨天石至今都不清楚,为什么这份资料会送到他的手中。他只能猜测,可能是工作人员忙乱之中,取错了。
无法解释的偶然,开启了杨天石最重要的学术主题。
或许我们可以相信,每一份尘封的文献,冥冥之中,都在选择最合适的学者,请他去解答自己的前世今生。
一旦相遇,就会是一场高山流水的知音邂逅。
“日记类抄”起于1919年,止于1926年,时间跨度仅有8年。杨天石不满足,开始花费大量精力,去寻找更多的蒋介石日记。上世纪90年代,他在台湾“国史馆”发现了《困勉记》《省克记》《学记》《爱记》《游记》5种蒋介石日记的摘抄,时间向后推展到1942年。于是,杨天石几赴台湾,阅读誊抄。
利用蒋介石日记,加上长期奔走收集的多方史料,1988年,杨天石的《中山舰事件之谜》发表,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2002年,杨天石的第一本蒋介石研究专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出版。
杨天石的研究获得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他却陷入了困扰——二档和台湾所藏的蒋介石日记都是由他人摘录的,原本日记是否还在?如果有的话,它们在哪里?
杨天石推断,如果这些日记还在世间,十之八九是在蒋氏后人手中。他请台湾学者给蒋家人带话,“日记在你们那里的话,请务必好好保存,这些都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杨天石不知道,蒋介石日记原件已经漂洋过海。
200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收藏的蒋介石日记正式对外开放,大部分由蒋介石本人亲笔书写。作为公认的蒋介石研究专家,杨天石接到邀请,与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海鹏先生同行,赴美查阅。
“喜悦,还有些忐忑。”杨天石的两只手在空中摆动着。12年后,谈起那次受邀经历,这位耄耋老人依旧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我之前看到的都是摘抄本,以为有生之年看不到日记原本了。现在原本开放,会不会颠覆我此前的某些结论?”
为了避免拥挤,杨天石和张海鹏商量,开放日当天提前去排队。
第二天清晨,俩人起了个大早,到了胡佛研究院的档案馆,却发现这里冷冷清清,他们是仅有的到访者。
原来,蒋介石日记开放的消息,除了杨、张二人,胡佛研究院没有告知其他人。
因为保存状况不好,日记已经出现了损毁与霉烂。胡佛研究院提供的,只是拍摄下来的缩微胶卷的还原件,查阅者不能复印,不能用电脑录入,只能用笔抄写。
两个多月里,杨天石就像“长”在了档案馆中,每天8点15分开馆,门刚开,他就跑进去;下午4点45分闭馆时分到了,他才恋恋不舍拿着纸笔离开。除了用带来的便当草草解决午饭外,杨天石不喝水,不上厕所,一坐下,常常一天不起来。
蒋介石日记共分4年、4批次开放,杨天石也就4次前往美国,一共花了10个半月,带回了数千页笔记。
“日记有重要价值,有时就是两三句话,往往能为解决某一历史事件提供线索。”查阅完所有日记,杨天石放心了——以往自己做出的学术判断都可以站得住。
2008年,《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第一集正式出版,一跃成为畅销读物,首印的5万册被一抢而空,杨天石的影响力溢出了专业圈。后来,这一系列又出版了第二本、第三本,因为其中提出的新观点、新发现,每次都会引发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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