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宝勇：在比较中理解和坚持新型政党制度（2）

如果我们再把这个问题扩展一下，如何去建构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体系？我认为需要从两个方面去思考、去寻找素材。一个方面，要从中国丰富生动的政治实践中去寻找，就是我们的政治实践，比如参政党、两会、政治协商这些政治实践，以及制度文本。当然，制度文本要基于实践，更要高于实践，产生一种内生性的理论。另一个方面，要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当中去寻找，就是要善于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我们的话语体系及其概念、理论、制度、实践的支撑。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就像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谈到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当然，这些文化有时候当代人去理解时，会赋予它一些特有的含义。其实，任何一个社会人去理解的时候都脱离不了他所处的情境。我前段时间在做一个课题，关于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传统文化基因，我从中提炼了几个概念。我认为这几个传统概念对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很重要。一个是“多元一体”，它构成了塑造新型政党制度内在结构的重要因素。多元一体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特征概括，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有一种内在的契合性。二是传统的“天下为公”的理念。这种理念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有着一种明显的契合。三是“兼容并包”，这种文化传统跟我们执政党所代表的利益基础、群众基础是密切相关、内在契合的。四是“和合文化”，它塑造了执政党和参政党内在之间逻辑关系的文化基因。这四个方面的传统文化基因对新型政党制度产生影响。

第五，从制度功能的角度看，新型政党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民主的真实性、治理的有效性和决策的科学性，这是我们理解新型政党制度的“功能之维”。

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民主的真实性。西方之所以攻击中国政党，就在于他们以竞争性的政党制度来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他们的民主有很鲜明的制度取向或价值取向，或者他们认为竞争性的选举、多党轮替构成了民主制度的核心。我们要破除这种理念，树立一种民主的价值论。衡量一种政党制度是不是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关键不在于政党制度自身的形式是不是竞争性的，而在于它是否反映并实现了民主的价值和内容。也就是说，我们要用价值和内容来衡量形式，而不能用形式来衡量内容。一种事物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但关键的价值和内容却只有一个，它决定了事物的本质。那么，民主的价值和本质是什么呢？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坚信：我们的民主一定要保证公民的权利，实现公民的自治和参与，并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在这个方面，中国共产党也是一直基于这样的认识和高度去做的。所以，我们要理解新型政党制度，建构我们的话语体系，首先要坚持民主价值。第二个要坚持的是人民中心论。实际上，我们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毛泽东同志那一代一直在坚持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也特别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人民中心论。他刚刚当选为总书记之后就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他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多次提到“人民”，如：“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有人统计，4000多字中他84次提到“人民”。这套话语体系，我们如果能够好好建构的话，便能够使我们区分于所谓的西方精英的话语体系。西方的政党制度貌似很民主，但实际上它是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联合起来愚弄大众的一种形式而已。

新型政党制度还具有治理的有效性。关于治理，其实应该有一套衡量的工具。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包括对安全的感受，如果多个维度来衡量的话，我们的治理绩效还是很好的，而且避免了西方由于政党轮替所带来的政策的不稳定性。当然现在不太明显，但是在以前意识形态比较分化的时候，左翼政党大规模地国有化，右翼政党大规模地私有化，在政策的反复之间，无形当中造成很大的浪费。这是理解新型政党制度的“功能之维”。

当然，新型政党制度有很大的优越性，但也要避免把我们理论上的优势跟西方实践上的优势相比较。我们一定要科学地比较——理论和理论相比较，实践和实践相比较，制度和制度相比较。另外，我们也要考虑新型政党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哪些地方需要进一步完善。我们现在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认为它的核心就是政党治理的现代化。政党组织自身现代化了，政党组织与社会、国家、其他组织的关系理顺了，这是我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前提，是顶层设计。

有人说美国一拍电影都是未来战争，什么《星球大战》，说美国人看不清楚过去，说他们历史很短。也有人说中国人一拍电影都是宫廷剧、历史剧，说中国人看不清楚未来。这个说法虽然非常极端，但也提醒我们，一定要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来思考中国的政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关于文化自信的部分，提到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样几个词，我认为非常好，我觉得这三个词也可以用在新型政党制度的完善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反对“左”，也要反对右。

二、新型政党制度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做不同的解读和理解，做不同的分析。

如果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有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对外，我们面临着国外的尤其是西方国家对新型政党制度的误解、非议乃至责难。刚才我也提到了这个问题。西方国家用他们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政党制度。更深层次讲，我们面临着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构建这样一个过程。新型政党话语体系的构建，我认为需要构建一个四个维度的话语体系，就是概念、理论、制度和实践相结合、相衔接的话语体系。我们要有自己的概念、自己的理论和自己的制度，还要有自己的实践。而且这四个维度应该是能够相互解释、相互印证的。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学界的话语体系可能跟政界的话语体系有的时候不完全一致、不在一个轨道上，这样的话建立起来就有难度。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对内来讲，我们面临的问题、挑战可能就更多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方方面面，比如说经济市场化给我们带来的“四大风险”、“四大考验”，比如说政治民主化所带来的政党与政府、社会关系的改变，民主党派传统的、地域的划分要不要改变？在我们的政治体系下，如何加强民主党派的政治效能、政治功能？我觉得这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民主党派有三大职能，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在这几个方面我们做得到不到位？如何进一步完善这些职能？在社会层面，以前我们是工农商学兵，现在社会阶层分化这么多，我们执政党和参政党能否去兼容，能否真正去代表他们的利益、巩固他们的认同？网络社会的来临，给我们党也带来很多挑战。所以，我们党在面临现代化问题的时候，也会面临西方政党所面临的后现代主义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会让你解决完一个问题再解决另一个问题，而是所有的问题都会一起到来。

因为这些问题都非常大，我这里选择一个点来展开，以政党认同理论来分析一下新型政党制度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我从博士就开始研究政党认同这个问题，出过一本书叫《政党认同问题研究》。什么是政党认同呢？我认为，政党认同既有理性的因素，又有非理性的因素。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公民也好，党员也好，对政党的一种积极性的心理反映和行为表达。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认同政党呢？为什么要拥护它、认可它呢？世界各国政党形态不一样，不容易一并去概括。但是，我认为可能有四个主要的形成因素，需要我们去注意。比如说，政党意识形态、政党组织、政党领袖、政党绩效。我这里把意识形态做了一个中性的定义。简单来说，可能是因为这个政党给我一个美好的蓝图，符合我的价值观，我去信仰它；可能是因为这个政党是廉洁的、动员有力的，我去认可它；可能我认为这个政党的领袖是富有魅力的，是有卓著功勋的，我爱屋及乌，去拥护它；也可能因为这个政党发展了经济，保障了我的利益，我由利益到认同。这是我概括的一个理论框架，就是说从四个方面去认同。如果用这个认同理论做一个实证研究的话，你就会发现当今中国在政党认同方面的一些现状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