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民同甘共苦，还“同咸同淡”（4）

四

电影《闪闪的红星》有个细节：潘冬子巧妙地把盐化成水，躲过敌人的搜查，送给游击队。潘冬子是虚拟人物，但这种送盐方式，是真实的故事。

《闪闪的红星》故事发生在红军主力部队长征离开中央苏区之后，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部队，渡过了堪称中共党史、军史上最艰难的三年时间。在敌人残酷的封锁与围捕之下，红军游击队只能隐藏在深山老林中，风餐露宿，这里住一夜，那里过一宿，有时一天要换几个地方。1944年，陈毅在延安向美国观察组外交官谢韦思介绍南方游击战争时说：“我们像野兽一样地生活。”他在《赣南游击词》中这样描述：“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三更长……”

在《赣南游击词》中，陈毅还写道：“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

这是真情实感。如果没有人民支持，这三年南方游击战争，怎么可能坚持下来?敌人采取各种办法，封山封坑、移民并村，想阻断红军与群众的联系，但群众利用初一、十五开禁日上山打柴的机会，带些粮食、盐、咸鱼和报纸、情报，在深山里到处丢，让游击队去拾。靠近大山的村子，敌人来搜山搜村时，群众就在山内山外、村内村外、墙头、树梢、窗口等地方做暗号，游击队看到这些暗号就及时避开了……

如果说，在红军长征前，群众冒险带盐进苏区，一部分是为了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但是，当中央苏区已经沦陷，红军主力已经远去，国民党军队已对苏区进行了残酷清洗报复之后，这些群众，为什么还会冒着生命危险，用潘冬子的模式，为藏在深山中的红军送盐?只能说：因为苏维埃共和国的“伟大预演”，群众发自内心信赖中国共产党。这正是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

1934年1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做了题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报告：

“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

“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

今日读史，能够读出，当年苏区人民“一切为了苏维埃”，他们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奉献和牺牲，令人震撼。没有发自内心的认同与拥护，做不到这一点。共产党确实赢得了人心，当年中央苏区有这样的歌曲：“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

刘启耀，曾任江西省苏维埃主席，红军长征后，他留下来打游击，一次战斗负伤后与党失去了联系，他装成乞丐，肩背讨饭袋，手拿打狗棍，在山区漂泊流浪。时间长了，他衣着褴褛，披头散发，成了人人嫌弃的叫花佬，但谁知道，这个“乞丐”居然腰缠万贯——那是让他保管的党的经费，他乞讨度日，忍饥挨饿，却没有动用一分公款。3年后，他找到组织，成立临时中共江西省委，他才把这笔金银拿了出来，作为省委办公费。

张其德，曾任中央苏区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行长，他非常节俭，办公桌缺了一条腿，用砖叠起来顶住继续使用。在他的办公室兼住所，堆着大量食盐。有一天，张其德孩子来看他，吃饭时，桌上的菜寡淡无味，孩子误认为父亲忘了摆盐，于是就拿个小瓷瓢去装点出来。张其德立即制止了他：“不是我忘了放盐，那是公家的盐!”

长征途中，周恩来拍下一张戴军帽蓄长须目光炯炯的照片，西方人评价说：这就是圣徒的目光!

可以说，张其德、刘启耀，还有多少有名无名的共产党人，在峥嵘岁月，散发着圣徒的人格光芒，群众怎不热爱这样的人?

张其德和刘启耀都没有活到新中国的成立：1938年7月底，张其德在上饶英勇就义，时年64岁；刘启耀1946年病逝时，穿着破烂的长衫和补丁连补丁的单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