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庆言：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解读（2）

下面，我从三个角度解读一下《条例》再次修订的背景。

第一，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党的建设历史经验来看，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过去，我们在从严治党上把重点放在严惩少数上，而没有用纪律管住多数人。党的十八大后，王岐山同志是怎么思考从严治党的问题的？他说，“中央纪委深入思考全面依法治国条件下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党纪和国法的区别是什么”，“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从严治党根据什么？就是靠党的纪律和规矩”。王岐山同志指出，依法治国必然要求依规治党。

其一，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要靠党的纪律和规矩。从严治党根据什么？就是靠党的纪律和规矩。王岐山同志指出，“现在守规矩的界限被混淆了，长期松散，没有组织观念，最后成了圈子文化。如果有些人加入了党，还不受党章约束，那不成了有组织无纪律？”如果从严治党用的是法律这把尺子而不是党纪这把尺子，这实际上就把从严治党的标准降低了。

其二，如何完善党规党纪？王岐山同志强调，严明党的纪律，首要任务就是遵守和维护党章，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突出出来，把党章党规的纪律要求丰富、完善、具体化。对于如何修订《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王岐山同志明确指出，“全面从严治党要管全党、治全党，准则应成为执政党廉洁自律的宣誓和向人民的承诺”。

与2015年修订的《条例》同时印发的还有《准则》。《准则》的“前身”是2010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管的是谁？是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准则管的是谁？也就是王岐山同志指出的，全面从严治党要管全党、治全党，准则应成为执政党廉洁自律的宣誓和向人民的承诺。由《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到《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所管的人从党员领导干部到八千多万党员。党纪处分条例应成为从严治党的一把尺子、广大党员的基本底线和遵循。也就是说，从严治党要拿纪律这把尺子，而不能拿法律这把尺子。

这里我为什么要提《准则》？2015年，中央为什么要同时印发《准则》和《条例》？实际上《准则》给我们树立起了一个能够看得见够得着的高线，《条例》给我们划出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底线和红线，一个是正面清单，一个是负面清单。《准则》告诉党员应该做什么，《条例》告诉党员不能做什么，而且一旦做了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其三，有了纪律如何执行？改革开放后，我们在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后，有些单位制定制度和纪律之后，挂在墙上就以为万事大吉了。王岐山同志强调，“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执行制度最终靠人。中国共产党是干出来，不是说出来、写出来的”。为什么有些单位的制度执行得不好？王岐山同志分析指出，“离开了历史责任，没有忠诚干净担当，制度就形同虚设。”

其四，如何扛起“两个责任”？这两个责任就是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党的十八大以后，如何让大家扛起“两个责任”？中央有两个办法：一是问责，二是层层传导压力。王岐山同志指出：“主体责任不能虚化空转，必须细化、具体化。只要全党共同努力，把党委的主体责任、纪委的监督责任真正扛起来，落实下去，我们就一定能从严峻复杂的形势中走出来。”他还强调：“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 不牵“牛鼻子”，就要挨板子。应该发现问题没发现是失职，发现问题没报告就是渎职。王岐山同志强调，要“问责一个、警醒一片”。领导干部也要一级抓一级，把压力层层传导下去。

2018年6月初，中央电视台曝光了昌平区六合成农业观光园的“大棚房”问题。北京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启动了责任调查与问责工作。6月21日，经北京市委常委会批准，对昌平区委、昌平区政府党组、市规划国土委昌平分局党组、昌平区委农工委、昌平区崔村镇党委等5个党组织和20名相关责任人问责。其中，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2人，党内警告处分2人，政务记大过处分5人，政务记过处分5人，政务警告处分1人，谈话诫勉问责5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要以强有力的问责来倒逼责任的落实。

其五，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一是常态，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二是多数，使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成为大多数；三是少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是少数；四是极少数，对于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是极少数。为什么要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实际上就是要让各级党组织拉起四道防线。一般人犯错误，都要经历从小错到大错、由违纪到违法这样一个过程。违法没有不从违纪开始的。那么，我们拉起的四道防线，也真正体现了对党员的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王岐山同志强调，“严管就是厚爱”。

其六，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法律前面。王岐山同志强调，要唤醒党章党规意识、推进制度创新，修改好《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法律前面。为什么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法律前面？因为“党纪”与“国法”不是一个概念。党纪是根据我们党的先锋队性质来制定的，法律是根据大多数公民的道德素质水平来制定的。因此，“党纪”严于“国法”，必须实行纪法分开，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我们把纪律挺在前面，用纪律管住多数，另一方面严惩少数，这就和过去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