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认识与思考（2）

第三，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议》还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他的正确思想加以区别，指出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多方面的内容和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作了科学概括，强调毛泽东思想将长期指导党的行动。

第四，第一次对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基本点作了概括。它包括10个方面：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目标；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有利于生产的发展；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只在一定范围存在；逐步建立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现代化国防建设；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建设具有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党。这个概括，初步提出了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提出奠定了坚实基础。

《决议》的制定，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三）提出三个“大政策”，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披荆斩棘

首先就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多次说过，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但共同富裕绝非平均发展、同时富裕。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目前出现的穷富差别扩大，主要是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党和政府在不断调整政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缩小这个差别，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解决共同富裕问题。

第二个“大政策”，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这是个伟大创造。八亿农民获得土地经营自主权，加上其他政策调整，农业生产摆脱了长期停滞的困境，农村经济向着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方向发展，农民生活渐渐好起来。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第三个“大政策”，是倡导兴办经济特区，推动形成全国对外开放格局。邓小平同志坚决支持广东和福建省委办经济特区，他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杀出一条血路来！他两次到特区作调查研究后指出，深圳特区是个试验，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都可采用。现在可以放胆地说，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

改革开放之初上述三个“大政策”，既是提出最早的，又是影响最大的。正是有了以三个“大政策”为代表的一系列正确政策，在党的十二大，邓小平同志才信心满满地说，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上述三个“大政策”对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披荆斩棘的意义。

（四）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成为建设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历史起点

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他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是，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包括组织制度、干部制度，还存在不少弊端，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如果不坚决改革这些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有可能重新出现。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必须改革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

邓小平同志着重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他分析官僚主义和特权现象的弊端，他指出，官僚主义同我们长期认为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官僚主义尽管有思想作风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对于特权现象，他也指出，这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

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问题，是由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引发的。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对于怎样改革领导制度，他特别强调两点：一是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二是要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以保证国家治理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他指出，建立和健全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要使社会主义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对于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具有顶层设计意义。它既是提出建设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历史起点，又是提出制度治党和制度建党思想的历史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