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毛泽东学做决策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这是中华民族和全世界所共识的。在土地革命时期，红军战士缴了一个银制的手枪，非常的精致，于是层层上缴给毛泽东，毛泽东说：“难道我毛泽东用这个手枪吗？”为什么毛泽东就不能用手枪呢？大家都喜欢得不得了。毛泽东说他是指挥员，指挥员主要是指挥的、决策的，而战士才是战斗员，才用枪。

毛泽东不是真的不用枪，而是通过这件事说明一个道理。领导干部要出台一份好的决策，就要善于调查研究、善于把握重点和善于发扬民主。他是找出问题的核心。

第一，善于调查研究。1929年至1930年上半年间，党内存在着“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1930年5月，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在江西寻乌进行了20天的调查，找来了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基层干部，其中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了产的商会会长，一个曾经在县衙门中管过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

他们向毛泽东提供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知识，毛泽东根据这些人提供的材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该县的阶段情况、经济生活等作了详尽的解剖，求得对中国农村的普遍性认识，写下了《调查工作》。

当时，这篇文章由闽西特委翻印，在红四军中和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广为传播。由于作战频繁，这本书在反"围剿"中失传了。在革命队伍中，无论是干部，还是士兵，岁月流转直至现在，都知道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著名言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深刻、耐人寻味，回味无穷。

蒋介石认为谁有了北京、武汉、重庆、广州等几个大城市，谁就有了全中国，最初看这个观点确实没有错。但是毛泽东经过对中国农村的普遍了解，发现当时的农村是范围最大的，大城市毕竟是少数。所以毛泽东认为谁有了农村，谁就有了全中国。经过历史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

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攻打长沙受挫后，把部队带到了井冈山，从此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为了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毛泽东从1928年3月开始，在酃县的中村正式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把中村当作一个试点，同时他的弟弟毛泽覃则在宁冈大陇也进行了分田的试点。至1928年5月，湘赣边界党的大会正式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并在各级政府设立土地委员会或土地委员，明确提出“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

为了做好分田地工作，毛泽东则三到永新塘边，亲自作永新调查并指导分田运动，制定了“分田临时纲领”十七条。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记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常用“解剖麻雀”来比喻调查研究。说要了解麻雀，并不需要把天底下的麻雀统统捉来，一一解剖才能知晓，只要解剖一两个麻雀就够了。这种“解剖麻雀”的方法，也就是要通过对个别有代表性的地方、单位甚至个人的调查，以求得对普遍情况的了解与掌握。

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号召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都要学习“解剖麻雀”，亲自调查一两个农村，解剖一两个“麻雀”，以取得经验，从而正确地指导工作。

1957年，福建省上杭县农民赖茂基，把自己珍藏了27年的油印小册子《调查工作》，作为革命文物贡献出来。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异常高兴，说就像失散了多年的“孩子”又回到了自己的身边。1964年6月，《调查工作》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为它改了一个名字叫《反对本本主义》。

《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多年从事调查研究工作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概括，从思想理论上阐明了调查研究在领导工作中的重要意义和科学方法，批判了当时红军队伍中一部分人安于现状，不求甚解，墨守成规，迷信"本本"，而不愿到群众中去作实际调查研究的错误倾向。可以说，坚持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精华所在。

第二，善于把握重点。红军长征的时候，走到云南扎西县，就明显感觉走不动了，为什么？原来，上海地下党的同志费了很多心血从德国买了台X光机，战士们中弹负伤后，就用X光机投射，以确定弹片位置进行手术。大家视其为宝贝，最多的时候一个排的兵力抬着它、护着它。

毛泽东要把X光扔掉。大家就疑惑了，以后得病了怎么办？毛泽东认为命都没有了，X光机有什么用？扔掉X光机，丢掉“坛坛罐罐”，将来我军打胜仗了会送来更好、更多的X光机，保住有生力量才是最重要的。

中央红军就在扎西经过精简缩编，卸下了背上的“包袱”，甩掉了“坛坛罐罐”，精简了机构，充实了连队，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和机动性。红军战士精神抖擞，轻装向东前进，破娄山、夺遵义，取得长征以来的一次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