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从群众的利益与要求出发

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好，党群关系就密切，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不好，党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我们党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与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就在于它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

任弼时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延安时期，他立足中国革命实际，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开展群众工作，将党的群众观贯彻于实际工作之中，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形成了内容丰富的群众工作思想与方法，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和确立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党的一切政策和决定之是否正确，要看它是否符合于群众的利益与群众的要求”

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使任弼时深深地体会到，我们党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与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就在于它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如果党的组织脱离了群众，失掉了群众，那就等于失掉了基础，失掉了斗争力量。如果党员脱离了群众，那他对党便减弱了自己的作用。因此，“党的一切政策和决定之是否正确，要看它是否符合于群众的利益与群众的要求”。

坚持维护群众利益，一切从群众的利益与要求出发，成为任弼时在延安时期参与制定政策和实际工作中坚持的重要原则。在陕甘宁边区，任弼时始终把发展经济，为群众谋利益视作动员群众坚持斗争的关键因素，作为组织发动群众的最重要方法。他认为革命不是为个人的利益，也不是为个人的名誉地位，而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求解放、谋利益，所以“必须要求我们在一切工作中，都要从照顾群众的利益出发，从照顾群众的经验出发，从依靠群众的力量出发”。

1936年5月，红军第二、六军团集结于滇西北高原的中甸附近后，专门开会进行民族政策和群众纪律教育，任弼时告诫大家：“饿肚子饿不掉为群众服务这颗心，大家一定要维护群众利益，一草一木也不能侵犯。”

抗战期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抗日。任弼时认为，军队要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成为动员群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为群众排忧解难，不侵犯群众利益。不仅要知道“破坏群众利益，客观上是帮助敌人欺骗民众”，还要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没有新的改善人民生活的建设，那人民是不会拥护的。人民就特别看实际利益”。在艰难的抗战环境中，为了解决“鱼大水少”的问题，改善人民生活，减轻人民负担，陕甘宁边区开展了精兵简政运动。任弼时对日常生活中的吃、穿、用等多方面进行调查，并一一做出周密计算，逐渐形成了在维护人民利益和保护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前提下，组织人力物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减负”思路。

1938年，任弼时在总结山西前线抗日经验时指出：“要从各方面减轻他们自身的经济负担，减少一些捐税、地租和利息，在可能范围内改善人民生活，优待直接参加武装斗争者的家属。”1943年，他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话时强调：“只有发展经济，发展生产，使人民丰衣足食，然后政府才能富足，更有力量去进行其他建设事业，也只有在人民更加丰衣足食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加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更加发扬人民拥戴这个政权和参加其他建设事业的积极性。”

正是由于陕甘宁边区坚定地执行了符合群众利益和要求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使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得到了改善，才赢得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拥护。任弼时逝世后，贺龙深情地回忆了与其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经历，他认为，根据地的建设和部队建设之所以能够在更加健全的道路上向前发展，部队的思想领导、政治工作及军事工作建设更加健全，群众运动更加开展，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都是与任弼时的领导及其艰苦深入的工作密不可分的。

“没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就是脚也站不稳的”

经历革命斗争的曲折发展，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中越来越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并自觉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动和组织群众力量以推动革命发展上来。抗战初期，任弼时担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和朱德、彭德怀等率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指导工作。他在调配干部组织地方工作队时特别指出：“贯彻上面的方针，最根本的一条是发动群众抓武装。”

在此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利用“牺盟会”的合法地位广泛发动群众，在许多地方建立战地动员委员会，在武装民众的竞赛中远远走在阎锡山的前面，为八路军后来在华北地区开展“山雀满天飞”的游击战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这段经验让任弼时对革命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深有感触，他对前来考察的美国海军情报官员埃文斯·卡尔逊介绍八路军政治工作情况时说：“军队好比是鱼，人民好比是鱼游泳中的水。”就是说，军队依靠群众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军队必须依靠人民才能生存、巩固和发展。1944年，为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军队南下，挺进湘鄂赣粤。任弼时在向第一支南下军队讲话时指出“没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就是脚也站不稳的”，因此，南下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组织千百万的群众”。他深信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伟大的创造力量，就能战胜任何困难，完成民族解放事业。

任弼时还将能否善于向群众学习提到关乎党的发展前途之高度，因为这“绝不是一个可以自由随便的问题，而是有关党的领导是否正确，是否不脱离群众的问题；有关理论与实践能否密切联系，马列主义能否具体化与发展的问题；有关我们有无群众观念及党性纯否的问题；有关我们是否真正向毛泽东同志学习，扫除自己‘三风’不正的残余的问题”。他指出，群众有着非常伟大的创造力量，只有先向群众学习，向具体实践学习，才可以转而指导群众行动，战胜工作中的困难；一切实际工作中都有马列主义，只要我们善于向群众学习，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经验和革命规律，就能使盲目的行动变为自由和自觉的，就能“在领导群众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领导干部还要深入群众之中虚心学习，才能真正联系群众并获取智慧。

以“眼睛向下”的精神深入基层，向群众实践学习和调研，提升党的理论政策的实效性，是任弼时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政治品格和工作作风。1947年，由于土改试点区扩大打击面，影响到其他解放区土改运动，造成“左”倾错误蔓延之势。虽然此时任弼时由于过度劳累而病倒，但为解决这一问题，他利用养病机会，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掌握了驻地三十几个村庄的土改概况。通过询问农民生产生活情况，认真听取干部群众意见，并详细阅读有关资料，任弼时完成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长篇报告，指导了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回归到正常发展道路上。

在实际工作中，任弼时堪称密切联系群众的典范。曾担任任弼时秘书的王恩茂回忆，任弼时“有非常好的民主作风、充分的群众观念，密切联系群众，平易近人，喜欢听取来自群众各方面的意见，就是一些不好的意见、反对的意见，他也愿意听”。

“反对遇事拖拖拉拉、得过且过和不关心群众利益与要求的坏作风”

正确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是实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达到革命目的的保证。延安时期，任弼时积极提倡改善党和政府的工作方式，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建立新的工作作风。他说：“反对遇事拖拖拉拉、得过且过和不关心群众利益与要求的坏作风，才更能增强党的领导作用，更便利于转变党的领导作风，更加保障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

面对环境和工作任务的改变，任弼时多次强调改变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重要性。他认为，任务改变了，工作方法也要随着任务的改变而改变。没有领导作风上的转变，则中心任务的规定是空洞的，是不能保证去完成的。他认为，要转变领导方法，建立新的工作作风，“就必须富于创造能力，发扬干部和党员大胆创造事业的精神。在一县、一区、一乡工作的同志，都要学习善于按照当地群众的需要和可能的条件出发，去独立地创造事业”。总之，能够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兼顾群众的习惯，大胆并细心地在生产事业中发挥大家的创造性，那就可以逐渐培养出一种新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

任弼时认为，要建立新的领导方法和作风，必须坚决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在工作中碰了钉子，就要研究其原因，从中去学习领导群众的方法。”“所以领导群众的艺术，就是在于去了解群众中一些实际问题而给予适当的及时的处理，满足群众的要求。”他指出，党所决定的正确政策在有些地方不能贯彻下去，不能保证这个政策百分之百的实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官僚主义在作怪，而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与群众脱节，不是真正关心群众，不是把群众中所发生的问题、所迫切急需解决的问题，提出来用具体的办法加以解决。

任弼时在《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中历数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其中一条是“表现在当执行某种决定，进行某种工作时，不很好地采取说服教育的精神向群众解释，反而滥用摊派和强迫命令一类的办法。这样，就把事情弄得很糟糕，本来是与群众有利的，群众是会欢喜的、赞成的，却反而变成群众不欢喜、不赞成的，反使群众不满”。任弼时认为，对于这种脱离群众与违反群众利益的官僚主义倾向，必须开展群众斗争去克服它。要使每一个政府工作者能够经常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反映群众要求，真正为群众办事，以达到政权与群众密切结合的目的。关于如何反对官僚主义，他指出，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党内发动所有的党员群众，在政府系统中发动广大的劳动群众，大家来进行批评和监督。

历史经验证明，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好，党群关系就密切，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不好，党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延安时期，任弼时密切联系群众，坚决维护群众利益，认真开展群众工作的思想、方法和实践，对于新时代构建和谐的党群干群关系具有可资借鉴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