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与中国的经济发展

摘要:纪念改革开放的40年,不能仅仅只是简单庆祝一下40年取得的辉煌成绩,最重要的是,要从4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当中,总结出改革开放成功的主要经验,客观分析出需要吸取的教训,更往远看,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下一步的改革开放,对于下一步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和启示。

2018年9月30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了9月份的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数据,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这是一个阶段整个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九月份的PMI为50.8%,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

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发表演讲,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攻击中国,用词之尖锐被国内外媒体认为是冷战以来之最。这件事对我们影响很大。美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要继续遏制中国,并打压中国追赶美国的信心。

10月1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65089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7%。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6.8%,二季度增长6.7%,三季度增长6.5%。整个的GDP形势在持续下滑,这也是给我们一个警惕,可能第四季度,乃至2019年的GDP整体情况还是下行压力非常大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就不能仅仅只是简单庆祝一下40年取得的辉煌成绩,最重要的是,要从4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当中,总结出改革开放成功的主要经验,客观分析出需要吸取的教训,更往远看,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下一步的改革开放,对于下一步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和启示。

一、改革开放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回顾

(一)改革开放的背景

1976年,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全党全国在指导思想上,还是以“两个凡是”为主导,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在政治上,提出抓纲治国,即以阶级斗争为纲来促进治理国家。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想要在整个社会营造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氛围,就不可能了,这样下去中国的发展可能还要滞后一些年。

在经济上,客观的讲,粉碎四人帮以后,对外开放在当时已经初见端倪。一些领导人出访西方国家,回来以后有一些反应,1978年我国打算从西方国家集中引进22个成套设备项目,这些拟引进的新技术和成套设备分三批,总规模达到了180亿美元。大家热血沸腾,急于希望改变中国经济的落后面貌。但是这种在固定的体制机制下的经济冲动,造成的是经济上的更加不平衡,经济上出现了徘徊前进的局面。

国际环境上,1978年前后,因为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争霸权,美国希望把中国拉到自己的阵营当中去,所以对中国的发展持支持态度,而且那时候中国在整体实力上相对较弱,美国就对中国特别友好。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日本和欧洲等国相继跟中国改善关系,整个外部环境对中国是特别有利的。西方国家正好处在结构升级的阶段,大量的陈旧技术设备需要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是最大的市场,同时也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在这样一种大的背景下,1978年发生的几件事情促成了改革开放局面的形成。

一篇文章,两次出访,三次会议。一篇文章是《光明日报》5月份发表的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现在看来很平常的理论探讨文章,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激起了思想波澜,从理论上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痼疾,为思想解放提供了理论基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有着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

两次出访,一次是1978年5月2日至6月6日,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团访问法国、瑞士等西欧五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出访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经济代表团。临行前,邓小平特意叮嘱谷牧说,很需要出去看看,了解一下我们与人家的发展差距,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

另一次就是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同志踏上日本国土,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成为首位访问日本的我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对日方表达了此次访问日本的三个原因:第一,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第二,向日本友人近几十年来为改善中日关系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第三,像徐福一样,寻找“长生不老药”。邓小平继续解释说,他所谓的“长生不老药”实际上是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经验,他希望学习现代技术和管理方法。邓小平在日本感触是非常深的,有一张很著名的照片是邓小平在乘坐日本新干线,当记者问他有什么感想时,他说,“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亲身体验到日本发展的迅速,同时也急切感到中国需要加快发展,这更坚定了他建设现代化中国的决心。

三次重要的会议。第一个会议是在谷牧率领的代表团回国后,根据安排立刻向政治局会议汇报了出访情况,大家了解到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差距是如此巨大。代表团把汇报材料整理成正式的书面报告,国务院立刻召开了“四化建设务虚会”。会议从1978年7月6日一直开到9月9日,研究如何利用新的机会引进西方技术和资本。

第二个会议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按照惯例,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次“规模很大,规格很高”的中央工作会议,于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召开,历时36天。由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此次会议原本安排的主要是讨论经济工作,并不涉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根本问题。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开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就不可能发生重大转折。

关键时刻,邓小平再一次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提出应该在讨论经济工作之前,首先讨论一下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常委的支持。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会议进展很快,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顺利地得到了解决,会上又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需要及时地作出回答,例如:如何评价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如何解决重大冤假错案平反以后一些群众提出的进一步要求,如何处理全面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实现安定团结的关系,如何解决会上提出的人事变动的要求以及可能会由此引起的国际反应,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认识就不能统一,全党就不能很好地团结起来、顺利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邓小平在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不仅提出并回答了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关注的事涉历史转折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为中央工作会议作了总结,而且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指导思想,因而它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第三个会议是最重要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责任编辑:李贤博校对:张凌洁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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