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俗语“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中汲取营养

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老百姓的语言具有很深刻的内涵。作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俗语是一个地方或民族自然、人文环境的产物，是人们社会生活实践集大成的智慧结晶。反过来，人们又可以通过解读俗语来获得一个地方或民族一定历史阶段的诸多信息，进而学习吸收传统文化，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增强文化自信，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中华民族文明史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民从生产实践、生活实践和阶级斗争中，经过千锤百炼，凝炼出许多俗语。有不少俗语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用智慧的乳汁灌溉滋养，经过无数次实践的验证，的确反映了一定的真理，而且简明通俗，音韵铿锵，琅琅上口，是一项很宝贵的文化遗产。比如，“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至今仍在人民群众中间广为流传。有人自由散漫不守规矩，批评者就会说“我不管你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只要不遵守制度规定，就不行”；在追究责任时，有的人会说“你说你没干这事，我为啥非得来问你，而不找人家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总有点原因吧”如此等等，这个俗语人们耳熟能详，这是人们常挂嘴边的话。其中所蕴含的治国理政思想精髓，更是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汲取，体现出担当精神，公平正义。

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研究，古代中国人也并不是人人都有名有字有号的。除姓之外，正式的大名及字和号一般也都是中上阶层人士才具有的。穷人家的孩子一般读不起书不识字，大都是不曾取正式的姓名，成年后也没有取字，更无号。那么他们的称呼怎么办呢？清代学者俞樾在其所著的《春在堂随笔》卷五中说，宋元以来社会底层普通老百姓的称呼，通常是以其在家中的行辈排列所称，如张三李四王五之称谓。另外，也有以他们出生时父母亲的年龄合算一个数目字来作为名的叫法。如：父亲年龄24岁，母亲年龄22岁，合计46岁，生了一个儿子，即得名四六。例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因出生穷苦，并沒有正式的名字，就叫重八，他的二哥叫重六，三哥重七。

“张三李四”是一个汉语俗语，意思是假设的名字，泛指某人或某些人。尽管传说中对于“张三李四”的出处说法不一，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张三、李四不是某一特定的人名，找不到对应的原型人物。余光中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张三李四”的成因时曾说：平平仄仄，琅琅上口。一般认为，“张三李四王五赵六”最早说的是杭州的四姓18家。杭州先后曾作为五代吴越国和南宋都城，一度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繁荣、人口来自四面八方，盛极一时。后来历经战乱和社会变迁，人口流动频繁。相传，只有留下的“张三李四王五赵六”18家才是真正的杭州人。而“张三李四”真正用于泛指某人的用法在文学作品中最早见于宋朝王安石的《拟寒山拾得》诗句，如“张三裤窄，李四帽檐长”和“莫嫌张三恶，莫爱李四好”等。宋朝杭州灵隐寺和尚释普济在《五灯会元》中也写道：“问：‘如何是佛？’师曰：‘张三李四。’”可见，宋朝时候“张三李四”就已经用来泛指某人或某些人，而且这种用法沿用至今，有时也指身份平常的普通民众、大多数老百姓，泛指大多数人民群众。“张三李四”用处甚广，大约还与姓氏有关。张姓、李姓都是大姓，人口多，遍布全国各地，比其他姓氏更具有代表性。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王、李、张三姓在全国人口总数所占比例排在前三位。以王姓为最，其次是李姓、张姓。

至于“王二麻子”的由来，则出自汉语俗语，上句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下句是“隔壁王二不曾偷”。其中的“王二麻子”就是由“王二”引申而来的，而这个“麻子”，并非指王二脸上长过天花，而是说他是个麻烦制造者，是一个不光彩的形象。

古时候的传说记载，有个很穷的人，他家的全部银子都装在自己的腰包里。有一回，他意外地得到三百两银子。惊喜之余又添了几分忧愁，不知该把银子放在哪儿合适。要是放在家里，家徒四壁，找不到存放的地方；要是放在别人家那里，万一对方耍赖，谁会相信他这个穷光蛋有这么多银子？要是整天带在身上，别说不方便，万一被人发现，轻则被偷被抢，重则性命难保。“我的青天呀，我有钱了，怎么还是不得安生呢！”这个人暗暗叫苦，紧张与焦虑令其难以入眠。就在这时，门外大树上传来一声“呀”的鸟叫声，这个人的心差点被吓得跳出来。他稍稍安定后，终于有了主意。他趁着夜色，扛着铁锹，拿着写有“此地无银三百两”告示的木棍，来到大路口，一锹一锹地挖了一个坑，然后将藏在腰间的三百两银子小心翼翼地放进去，再用土填埋压实，最后把带告示的木棍楔入埋银子的地方，高高兴兴地回家睡觉了。第二天早晨，喜欢溜弯的邻居王二路过此处，见此情景，先是纳闷，随即笑了起来。他急忙跑回家，拿来铁锹，三下五除二，就挖到了银子。他把银子拎回家，心里不免阵阵紧张。他想：我偷挖了张三这么多银子，人家必定要告官。官府来人查办，万一怀疑到我怎么办？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他计上心来：拿起笔墨，奔向大路口，在木棍的另一侧认真写上：“隔壁王二不曾偷”！然后他又把木棍小心地插回原处，他放心地回家了。至于这个传说是真是假，我们已无从考证了，但将王二视为少数麻烦制造者的典型，倒是很贴切的。因此，也有人把“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解读为：大多数人民群众和少数坏人。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唐·吴兢《贞观政要》）。公正公平是人们对社会、对时代精神诉求的永恒主题。俗语“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所贯穿的思维逻辑和处事方法，就是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实际，实事求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其中富有时代意义的治理思想精髓，值得我们深入发掘和阐发，进行创造性转化，赋予其当代价值，从而丰富我们的日常生活行为准则和治国理政智慧，这对于加强公民素质修养和官员治理能力现代化，都是大有裨益的。

新时代，它给予我们的有益启示在于，一事当前，无论是位高权重的政府官员，还是身居基层的平民百姓，无论是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还是极少数的个别刺头，都必须恪守法纪，坚守公平正义，坚持平等相待，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做到不畏权贵，不惧邪恶，不分轩轾，不循私情，不搞特殊化。

不管“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必须要忠诚爱国。爱国，是人们发自内心的一种最神圣、最执着、最炽烈的朴素情感，更是公民对国家应尽的责任。只要给它一个理由，就能唤发出民族的热情，激发成民族的意志，凝聚为民族的力量，势不可挡！但是，国家有国家的大局，民族有民族的根本利益，公民有公民的责任与义务，爱国从来都是理性和具体的。我们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要有“激于义”的忠诚、热烈与坚毅，也需要“止于理”的胆魄、智慧与远见，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从而使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一种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增进国家利益、造福人民生活的精神资源和强大动力。新时代，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社会变革日益加深，和平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国家和民族利益经常成为人们密切关注的热点敏感问题。当前，中美关系已经无法再回到贸易摩擦之前的面貌，这是我们需要正视与接受的现实。“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美国对华战略思维的改变，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已经发展到令其作为霸权国家深感不安的临界点，必然要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进行干扰破坏。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方一直保持着有礼有节有力，然而美方不仅在南海和台湾问题上肆无忌惮地频繁挑衅，往中国人心窝子里捅刀子，还在贸易谈判中出尔反尔，再三毁约，不停地升级摩擦。就在刘鹤副总理赴美进行第十一轮中美贸易高级别磋商的时候，特朗普再一次故技重施，摆下“鸿门宴”，宣布将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公然进行贸易讹诈，这在世界外交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情况。美国企图逼迫中国签下不平等协议进而控制中国经济，企图长期控制、勒索中国的目的已昭然若揭。对于美国玩弄的“极限施压”手段，国人无不义愤填膺、口诛笔伐。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很冷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主动升级中美冲突，不被美方的极端力量诱导朝冷战的方向走。美国的“鸿门宴”，吓唬不住中国人民。即使其来势汹汹、气焰嚣张，我们也应沉着应对、成竹在胸，坚守原则决不退缩。我们要意志坚定，愿谈则谈，要打便打，就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他们要打多久，我们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用合作与斗争的两手逐渐推动中美关系形成新的稳定。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有足够的底气与美国斗争，有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国内市场需求巨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将带来产品和企业竞争力的全面提升，财政和货币政策仍有充分的空间，中国经济前景非常乐观。中国要依靠自身强大而非美国的善意。今天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自信，谁要阻止中国的发展壮大，就是螳臂挡车，也终将付出惨痛代价！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爱国主义，迫切要求我们以更加务实、理性、从容、大度和建设的心态，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感，实践个人的爱国行动，防止偏激，避免对抗，寻求合作，踏踏实实地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作为公民，我们有责任维护安定局面，维护一个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大环境。这是我们一切爱国行动的前提。我们坚决反对霸凌主义行为，也有权表达自己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和意见。但必须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抗议不是动手动脚，表达也不是简单的发泄不满。超越法律界限的爱国，只能是图一时之快，逞一时之勇，很可能走向我们爱国初衷的反面。